走廊里聚集的人声由远及近，又由近渐远。有人推开门，有人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这些声音在海因茨耳边像隔了一层水。
他只是在想克劳斯那句话——不是遗书上的，是昨天说的。
“我自己来记录吧。”
克劳斯知道最后一页会是什么结果。他要亲手写上最后的结论。
海因茨把遗书折好放回桌上，站起来，走到光学平台前。平台上的激光器还亮着，红色的光点打在对面的白墙上，安静地停在那里，像什么都没发生。
六月，巴黎。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在一个不起眼的小会议厅里开了碰头会。名义上叫“高能物理实验异常研讨会”，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基础物理学的追悼会。来的人不多，不到四十个，稀稀拉拉坐在前三排，后排全空着。会议桌上没有议程表，也没有姓名牌，只有一排保温瓶和几摞纸杯。
施密特坐在第一排靠过道的位置。三个月没见，头发全白了。他面前摊着一份草拟的声明，用铅笔改得密密麻麻，旁边的字迹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认得。木村从东京飞来，坐在他旁边，西装的袖子长了半寸，遮住手背。他比去年瘦了一圈，颧骨顶起来，跟衣架似的撑着西装。老张头没亲自来——国内的实验还在硬撑，他走不开——派了个姓刘的副手，搞理论出身，但近几个月一直在加速器那边帮忙跑数据。约翰逊从费米实验室飞了十几个小时，眼袋快要掉到嘴角，咖啡杯不离手，喝的是凉透的黑咖啡，没人记得给他续热水。
主持会议的是个法国老头，叫杜邦。搞中微子物理的，头发掉光了，头皮在日光灯下发亮，像涂了一层蜡。他站起来说了几句开场白，大意是感谢大家来，情况大家都清楚，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不是报告成果，是报告失败。
一个意大利人站起来，说他们的中微子振荡实验，振荡模式每天都在变，不是周期变，是模式变。今天测出来是这样，明天测出来是那样，后天又变回来。他说完摊了摊手，把控制屏的打印记录往桌上一扔，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了。
一个丹麦人站起来，说他们的暗物质探测阵列在相同方向上重复扫描，同一坐标点的信号强度在两次扫描之间能差出三个数量级。他说到这里，摘下眼镜擦了擦额头，又戴回去。声音压低了半度。他说，要么暗物质在跟我们开玩笑，要么根本不存在暗物质——可能只是我们以前看到的数据，有人让我们看到的那样。
这句话一出来，会场里静了两秒。
没人接茬。但好几个人同时在低头记笔记。
轮到刘副手发言时，表示国内的CEPC已经把所有对撞实验降到安全能级以下，只做技术维护
性运行。他说话不紧不慢，每个字都跟秤砣一样往下坠——“我们正在将全部精力转向聚变应用研究和近地轨道基建。基础理论这块，暂时搁置了。”
约翰逊把咖啡杯放下，杯底磕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所有人都看他。他站起来，没拿稿子，也没拿数据，手空着，垂在身体两侧，跟不知道放哪似的。
“费米实验室的Tevatron——已经停机维护快一年了。不是设备坏了。”他停了一下，眼神扫了一圈会议室。“是没必要了。我们分析了存档数据，结论和所有人一样。同样的输入，随机的输出。每次都不一样。乱得跟骰子似的。物理学的根基——可复现性——已经没了。”
他把“没了”两个字说得特别轻。不是不在乎，是太在乎了，说出来的时候反倒轻了。
会议室里有人摘下眼镜，有人捏鼻梁，有人往后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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