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上那个眼神飘忽、行迹可疑的中年汉子，像一根细微的刺，扎在了林枫的心头。他并未立刻采取行动，只是暗中示意随行的保卫干部留意，便与周文博若无其事地离开了。打草惊蛇并非上策，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有时需要放长线。
然而，这件事本身给林枫敲响了警钟。日军的“经济绞杀战”明枪暗箭，内部潜在的敌人阴魂不散。仅仅依靠物质层面的建设和技术推广，还不足以筑牢根据地的根基。武器可以武装战士的手，粮食可以填饱百姓的肚腹，但有一种力量，能武装人的思想，凝聚人的精神，塑造一种不屈的魂魄——那就是文化的力量。
“我们必须掌握笔杆子，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当晚的核心会议上，林枫提出了一个被许多人视为“务虚”的议题，“鬼子搞奴化宣传，顽军污蔑我们是‘游而不击’，甚至在我们内部，也可能因为困难而产生动摇和消极情绪。如果我们不主动宣传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战绩、我们的理想，那么谣言和消极思想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侵蚀我们的战斗力！”
王猛挠了挠头，有些不解：“老林，你说的在理。可咱们大老粗，舞刀弄枪还行，这舞文弄墨……是不是让政委他们多操心就行了？”
周文博接过话头，神色严肃：“王团长，林工说的绝非小事。宣传工作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要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把抗日的道理，把胜利的信心，传递给每一个战士和百姓。”
林枫点了点头，补充道：“而且，文化宣传不仅仅是讲大道理。它可以是一首鼓舞士气的歌，一台揭露敌人丑恶的戏，一份传递捷报和知识的报纸，甚至是一幅贴在墙上的宣传画。我们要用老百姓和战士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让所有人都明白，我们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
在他的极力倡导和周文博的全力支持下，一场以笔和舞台为武器的“文化动员”在黑龙沟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
首先被提上日程的是创办一份属于根据地自己的报纸。没有专业的印刷设备，就用最简陋的油印机；没有科班出身的记者编辑，就从部队文化教员、地方知识分子和识字的战士中选拔。林枫甚至亲自参与了报纸的命名讨论。
“就叫《火炬报》吧！”林枫提议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要用这份报纸，点燃更多人心中抗日的火炬，照亮前进的道路！”
《火炬报》的创刊号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面世了。头版头条刊登了白马驿大捷和“回家”行动的详细报道，配发了林枫亲自审核的社论《论持久战与根据地建设》。还有版面介绍了春耕互助的经验、改良农具的使用方法、防空防特的知识，甚至还有一个文艺副刊，刊登了战士们写的快板诗和根据地学生画的宣传画。
报纸虽然粗糙，油墨有时都模糊不清，但一经发出，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战士们争相传阅，识字的读给不识字的听，上面的故事和道理让他们倍感自豪和鼓舞。老百姓们也把这小小的报纸当成了了解外界、学习知识的窗口。
紧接着，林枫又支持成立了“战地文工团”。成员主要是从部队和地方选拔的有文艺特长的青年，以及几位投奔根据地的进步学生。没有专业的剧本，他们就自编自演，将白马驿战斗、惊蛰小队敌后破袭、群众掩护伤员等真实事迹编成活报剧、小话剧。没有华丽的舞台，田间地头、部队驻地、村口打谷场就是他们的剧场。
林枫还特意去看了一次文工团在新建水坝工地上的慰问演出。当演员们用夸张的表演揭露日军暴行时，台下群情激愤，口号震天；当演到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群众舍身掩护时，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当演出间隙，文工团员带领大家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大行山上》时，那雄壮的歌声汇聚成一股无形的洪流，冲散了疲劳，涤荡了恐惧，凝聚起一股众志成城的力量。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啊！”站在人群外围，林枫对身旁的周文博低声感叹，“它能在人心里筑起一道任何武器都难以摧毁的防线。”
除了报纸和文工团，林枫还推动了一系列文化普及活动。在各村开办识字班、夜校，教农民和战士们认字、算数；组织“读报组”，讲解时事政策；甚至在兵工厂内部，也办起了技术讲座和板报，交流经验，表彰先进。
这些文化活动，如同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根据地的精神面貌。战士们的求战情绪更加高昂，训练热情高涨；老百姓对根据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空前增强，支援前线的积极性更高；就连兵工厂的工人们，也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造武器，更是在为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贡献力量。
然而，文化的阵地，同样也是敌人觊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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