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像一块巨大的靛蓝绸缎，正从东边的天际缓缓向西边铺开。国公府后院的梧桐树上，几只归巢的乌鸦呱呱叫着，扑棱着翅膀掠过檐角，带起几片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落在青石台阶上。
萧战正准备吃晚饭。饭厅里点了两盏琉璃灯，灯罩是西洋传来的彩色玻璃，烛光透过玻璃，在墙壁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桌上摆着四菜一汤：一碟清炒时蔬，一碟酱牛肉，一碟糟鹅掌，一碟凉拌木耳，中间是一砂锅热气腾腾的老鸭汤。这是萧战多年行军养成的习惯，饭菜不必奢华，但要实在。他拿起筷子，刚夹起一块酱牛肉，还没送进嘴里，就听见院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凌乱而慌张，像是有人在暮色中一路小跑而来。
“国公爷！国公爷！”老吴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带着几分气喘吁吁。
萧战放下筷子，眉头微皱。
“进来。”
门帘一掀，老吴躬着身子跨进来。他手里捧着一封贴了红签的信，那红签在烛光下格外醒目，像一滴凝固的鲜血。
“国公爷，番禺来人了。带着番禺卫指挥使的手书。”
萧战接过信，手指触到信封的刹那，眉头不自觉地挑了一下。信封是上好的洒金笺，入手厚重，边角裁得整整齐齐，上面一行小楷端端正正：“门下番禺指挥使梁城，顿首再拜，呈萧国公阁下亲启”。他翻过来看了一眼落款，心里一动——三品指挥使，武官中的实权派，掌管一卫五千余兵丁，在地方上说是土皇帝也不为过。这样的人，给他这个赋闲在京的国公写信，姿态放得这么低？有意思。
“人呢？”萧战问，手指轻轻摩挲着信封上那枚鲜红的火漆印。
老吴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汗：“人没进来，放下礼就走了。是个年轻后生，穿着寻常布衣，说是刘家的管事，但谈吐气度不像下人。他留下一句话，说‘国公爷看了信自然明白’，然后放下东西，头也不回地走了，老奴追都追不上。”
萧战沉吟片刻，用指甲挑开火漆印，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是上好的宣纸，产自宣州，纸质绵密，透光一照，能看见细密的帘纹。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透着稳重，显然是用心写了多遍，而非随手一挥。萧战眯起眼睛，就着烛光往下看——
“门下番禺指挥使梁城，顿首再拜，萧国公阁下：番禺刘氏，乃岭南望族，世代经营海外贸易，规矩本分，从未涉走私。今闻国公主持外贸权拍卖之事，刘家愿积极参与，特遣人进京竞拍。刘家曾于国公在东南沿海平倭之战时，捐粮五千石以助军资。国公或已忘却，然刘家一直铭记。今托商户送上番禺特产若干，聊表寸心。冒昧之处，伏乞海涵。梁城再拜。”
萧战看完信，没有立刻放下，而是将信纸举到眼前，对着烛光又看了一遍。那“捐粮五千石”五个字，像五根针，轻轻刺在他的太阳穴上。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想了好一会儿。饭厅里的琉璃灯噼啪响了一声，灯花爆开，光线忽明忽暗，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平倭之战，东南沿海，粮荒，卫所缺粮……那些被他刻意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画面，像潮水般涌了上来。
那是先帝末年的事了，当时新皇李承弘还未登基，萧战以剿倭副帅的身份督师东南，主帅就是当年的六皇子李承弘，现在的承平帝。当年倭寇猖獗，每逢涨潮便驾着蜈蚣船蜂拥而至，烧杀抢掠，沿海百姓苦不堪言。
东南沿海卫所的那群废物，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就是不会打仗。还吃空饷，冒领军功，让萧战杀的人头滚滚。朝廷派了萧战前去剿倭，可粮草却迟迟不到。那年又赶上闽浙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地方官仓空虚，军饷拖欠了三个月。萧战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雨夜，他坐在中军帐里，听着帐外士兵们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声音，那声音比帐外的风雨声还让他心烦意乱。他急得嘴上起泡，嘴唇干裂，一碰就疼，可再疼也比不上心里的火烧火燎。
实在没办法，他只能“就地取材”——说白了，就是找当地大户“借”粮。
说是“借”，其实是半强迫的。大军在前线饿着肚子，他能怎么办？跟大户好说好商量？没那个时间。他带着亲兵，骑着马，连夜赶到了刘家庄园。刘家是江南巨富，世代经营海贸，家里有十几座粮仓，据说存粮够全番禺人吃三年。萧战记得那天刘家的族长，一个六十多岁、穿着绸缎长袍的老者，站在粮仓门口，脸色煞白，双手哆嗦。萧战没有拔刀，但他身后那一百多名饿着肚子、眼睛发绿的亲兵，比任何刀剑都有说服力。
“刘公，朝廷水师保境安民，如今缺粮，本帅暂借五千石，战后朝廷如数归还。”萧战记得自己是这么说的，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刘家族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长叹一声，挥了挥手，让家丁打开了粮仓大门。五千石粮食，一石一石地过秤，从半夜一直忙到天亮。萧战亲手写了一张借条，盖上都督同知的大印，递给刘家族长。那老者接过借条，手抖得厉害，纸在他手里簌簌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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