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辰时，科学院第三教室。
教室不大，摆了五十张课桌，每张桌上放着一本《会计学基础》、一把算盘、一支炭笔、一沓白纸。教材是科学院印的，封面是蓝色的，上面写着“会计学基础——萧战编着”几个字，字迹是四丫设计的，圆润可爱，旁边还画了一个小算盘。算盘珠子的位置画错了，上珠下珠的数量不对，但四丫说“这是艺术加工，不需要精确”，萧战看了半天，说“行吧，反正他们也不懂”。
五十个学生——不，五十个大臣——坐在课桌前，表情各异。有人紧张得搓手，手都搓红了；有人淡定得像来喝茶，甚至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茶壶——是太仆寺卿马大人，他走到哪儿都带着自己的茶壶，说是“外面的杯子不干净”；有人左顾右盼像在找逃跑的路线，眼睛滴溜溜地转；有人已经开始翻教材了，翻到第三页就皱起了眉头，因为出现了阿拉伯数字。
成国公朱寿山坐在第一排，腰板挺得笔直，表情严肃得像在朝堂上听圣旨，下颌线绷得能切豆腐。他的桌上放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绳子绑着，怕掉。镜片上还有早上喝茶时溅的水渍，他没擦，因为没带眼镜布，又舍不得用袖子擦——这件朝服是新的。他旁边坐着庆阳伯孙茂山，正在用手帕擦汗——不是热的，是紧张的，手帕都湿透了，能拧出水来。
兵部侍郎张承宗坐在第三排，手里拿着一把算盘，噼里啪啦拨个不停，像是在热身，又像是在发电报。那算盘珠子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声音清脆得像炒豆子。旁边的工部侍郎林有德被他吵得不行，耳朵嗡嗡响，终于忍不住小声说，声音里带着三分无奈七分烦躁：“张大人，还没上课呢，您能不能消停一会儿？臣的耳朵都快被您拨聋了。您这算盘打得再好，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张承宗头也不抬，手指继续在算盘上飞舞，速度比刚才还快了一倍。“臣在练手感。好几年没摸算盘了，珠子都不听话了，跟叛逆期的儿子似的。臣以前算盘打得可好了，闭着眼睛都能打，在兵部号称‘张快手’。当年调拨军粮，几十万石的账目，臣一个时辰就能算完。”
林有德：“那您闭着眼睛打一个试试。臣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能闭着眼睛打。”
兵部尚书张承宗闭了眼睛，拨了几下，早年间天天打仗的手用力过猛。一指头把那个算盘珠子给拨了出去。，珠子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滚得到处都是，有的滚到了前排成国公的椅子底下，有的滚到了后排钱益谦的脚边。他睁开眼，脸红了，弯腰去捡，头撞到桌角，咚的一声，整个教室都听到了。
林有德忍着笑，把脸转过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钱益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宝座。他今天提前两刻钟就到了，就是为了占这个位置。靠窗，可以看风景分散注意力；最后一排，黑板上的字虽然小了点，但他带了老花镜；最重要的是——用前排同学的身体挡住萧战的视线。他观察过了，成国公那个大块头，往第一排一坐，能挡住半个教室的视线。只要他缩得够低，萧战就看不到他。
但这招没用——他是户部尚书，走到哪儿都是焦点，管着天下钱粮，连坐在最后一排都能被第一眼看到。萧战进门第一眼就扫向了他，那目光像是在说“你以为你躲得掉？”
赵秉文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教材，正在认真地读序言。序言是萧战写的，第一句话是——“会计不是死记硬背，是逻辑。学不会的，不是因为笨，是因为懒。”赵秉文看了三遍，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又觉得萧战是在骂他。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钱益谦，发现钱大人正在用袖口擦算盘珠子——一个一个地擦，擦得锃亮，像是在擦古董。
“钱大人，您擦算盘珠子干什么？算盘是用来打的，不是用来看的。”
钱益谦头也不抬：“臣在检查算盘有没有问题。万一有珠子卡住了，算错了，臣找谁说理去？这算盘是科学院的，又不是臣的。臣要是把它打坏了，要不要赔？赔多少？收据上没写。”
赵秉文：“……您多虑了。一把算盘而已，打不坏。”
钱益谦把算盘举到眼前，对着光看了看，确认没有瑕疵，才小心翼翼地放回桌上。那动作像是在放一件易碎品，又像是在放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我这辈子用过的东西，从来没有用坏过的。因为我用得省。我的现在那套朝服穿了十五年，补了十八个补丁，还在穿。我的靴子穿了八年，底都磨透了，下雨天进水，但是没事，脚湿了擦干就行。这把算盘，我也会好好用的。不能糟蹋东西。”
赵秉文沉默了。他知道钱益谦从小过苦日子，能省则省，当了尚书也改不了。户部的同僚私下叫他“钱半两”，说他出门吃饭从来不超过半两银子。有一回他请客，点了八个菜，全是素的，连个鸡蛋都没有。吃完还打包，把剩菜带回家第二天接着吃。送出去的礼，价值从来没有超过十两的。这次掏出五十两报会计班，对他来说，简直是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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