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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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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6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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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国庆了，因为今年是澳门即将回归的一年，学校计划在国庆前搞一个“迎国庆、迎澳门回归”主题的诗歌朗诵会，每个班都必须参加。看样子，年级组长很重视，除了安排文艺部召集各班文艺委员开会，通知相关事项，似乎还打算动员全校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支持助力的意思。
这是我任文艺部长以来，组织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各种计划在脑子里跑马灯一样循环往复，除了组织督促高二整个年级各班都能拿出节目，还希望我们班能有突出的表现。可已经熟悉我们班许多班委（包括孙艺婷）拖沓散漫、准备不上就消极放弃的做事风格，我的心又一阵焦急起来，我那好表现的心又开始跃跃欲试了。
我把写了几天准备诗朗诵用的稿子给了孙艺婷时，文艺委员兼宣传委员的她告诉我后面的黑板报也要换了，以十一国庆为主题。从任宣传委员以来，她就习惯了我参与甚至主导每期黑板报的设计，我也并不介意。曾经我试着推辞过几次，结果不是开天窗就是以浮皮潦草的“最丑黑板报”收场。也许是我对审美有强迫症，讨厌看到敷衍的丑黑板报，于是，办黑板报的重任又渐渐就落在了我身上。爸妈要是知道办报的事是这么来的，估计又要怪我不好好学习，瞎揽事了。
课间，我开始画黑板报的版面设计稿，并找其他同学借了私下流通的文摘杂志，看有哪些合用的文稿。这时，老刘拿了诗朗诵的稿子来，递给孙艺婷说：“这是我们班诗朗诵的稿子，这里面分段已经分好了，你推荐几个领诵的。”孙艺婷推荐了从市里转学来的对文体活动一直比较活跃的单凌云，还有卢小芳和彭思宇。我的稿子被退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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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体育课安排打篮球。高二的体育课几乎是被“阉割”了的，名存实亡的体育课。在课表上，虽赫赫地占据一席之地，但上课的体育老师却很有自知之明地不强调上课率了。一到上课，老师到器材室拿出几个篮球和排球，然后人就隐形了。通常是男生打篮球，女生打排球，自行组队，自由活动。男生大多是把体育课当放风时间，管他技术怎么样，总是要伸胳膊伸腿，在球场上跑个几通，流流汗证明自己还活着是能动弹的。女生本来人就少，每次上课都能碰到几个例假请假的，加上老师也不怎么管，大多出来活动十几分钟，觉得没意思或者要出汗了，就陆续回教室写作业了。“出汗”对于那些端庄矜持的“淑女”们来说是大忌，也许是宿舍里洗澡洗衣服不方便吧，又或许她们觉得不出汗才足以在那些出汗的臭男人眼里显得金贵。
经过几次课，体育老师看出了端倪，上课就直接只拿篮球，不拿排球出来了。而到现在，除了男生，也就我、孙艺婷和尤友玲等三四个女生出来，其他人已默认把体育课划为了自习课。今天，尤友玲打了会回教室了，我和孙艺婷两个人独霸一个球，打了个够本。其间，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带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到我们这个半场来打球，老人可能是学校的退休老师，精神矍铄，炯炯的眼中放出异常的光彩，时不时对着小孩喊：“五指分开、五指分开！”，或者喊“传过来！传过来！”小孩球打得不错，至少比我们班好多女生打得好，屁颠屁颠地围着老人传球或者拍球，老人发现我注视着他，就自豪地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球要从小开始打，我就从小训练他。练技术，也锻炼身体！”
是的，锻炼身体挺好的，只是班上不爱运动的大多数人有“高考”这块名正言顺的挡箭牌，与他们相比，爱运动反而显得不务正业，是爱玩不爱学习。我其实很羡慕那些恣意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的男生，他们代表着反抗压抑和自由，而我只能借着体育课的幌子来暂时逃避会不想面对的题海。下课后，我老老实实把球还到器材室，然后去吃饭。非体育课时间，女生在球场上和男生一起打篮球是奇怪的值得成为谈资的事，我要努力避免出格成为谈资。
何斌、毛广海、单凌云和江丰几个踏着晚自习开始的铃声走进教室，一看就是刚打完球在水龙头下冲了个头：一律身上挂着前胸后背湿透的衣服，头发打绺滴着水，像几只刚从沟里捞上来的水老鼠。其他人都早已在教室里伏案学习或假装学习了，老班对着他们几个空位子转悠了半天，见他们这幅模样进来，上去劈头盖脸就给他们一通骂，罪责是从运动完到沉下心来学习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他们没提前到教室静心，浪费了宝贵的晚自习学习时间。他们几个面对痛骂，倒都显得不痛不痒、从容自若，各自面无表情地坐到座位上，不慌不忙地拿出书本，似乎老班的怒火与他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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