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的雨季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耐心。雨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从云里渗出来的，细到看不见雨丝，只在空气中浮成一层冰凉的湿雾，把山上的松针和山下的屋瓦都浸成深色。白三生站在观音院后院的廊檐下，看着那棵枯梅树的枝干在雾中缓慢地变黑，像一笔被水洇开的焦墨。
他已经在祖父的屋子里待了六天。六天里，他把书桌上的东西分成了三堆：一堆是信，祖父和父亲的通信，他按时间顺序排好，用棉线扎成三捆；一堆是手抄本和经书，他逐页翻过，把祖父在页边写的批注摘抄到一个新本子上；还有一堆是杂物——旧毛笔、干透了的墨块、一串生锈的钥匙、一个装着几粒干枸杞的小布袋。每一样东西他都能认出来历，因为每一样都在他童年记忆里占据过一个确切的位置。那串生锈的钥匙是观音殿后面藏经柜的，小时候他偷偷配了一把，被祖父发现后没有骂他，只是把钥匙收走了，说等你长大再给你。那几粒干枸杞是祖父泡茶用的，每一次泡只放三粒，说枸杞太甜，放多了会抢茶味。
他把那串钥匙收进棉袍口袋里，枸杞放回布袋，系好袋口。然后他打开了那个从书桌最底层抽屉里找到的旧木盒。木盒里的星月菩提佛珠他已经戴在手腕上了，但那块暗红色的旧绸布底下，还有一样东西他没有动——一个极小的布包，用黄棉布裹着，和温如给他的那两颗灯芯用的布是同一种寺庙常用的土黄棉纱。他拿起布包，放在掌心掂了掂，很轻，几乎没有重量。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木牌。
木牌不大，三指宽，一掌长，是云南山区常见的核桃木，木纹粗犷而温润，边缘被磨得很圆滑，显然被人反覆握在手中摩挲过很长时间。木牌的正面刻着几个字，刀法和绿松石白毫上那道桥一样简练有力——“半在苍山，半在流沙。”他把木牌翻过来，背面刻着一个字：“等”。
他把木牌放在书桌上，从笔筒里拿起那把生锈的裁纸刀，用刀刃轻轻刮去木牌正面刻痕里积着的灰尘和干涸的汗渍。清理完之后，核桃木原本的暖褐色露了出来，和墨色的刻字形成清晰的对比。他把木牌举到门外的天光下端详，忽然发现“流沙”两个字的刻痕比其他字更新——不是新刻的，而是被后来重新加深过，刀痕底部没有氧化层，露出下面更浅的原木色。也就是说，这块木牌刻好之后，有人曾经把“流沙”两个字重新刻了一遍。是祖父吗？还是祖父之前的某个人？为什么只加深这两个字？
他把木牌放回木盒里，把盒子盖好，放在书桌正中央。又拿起那叠信翻到最底下一封——那是父亲寄来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是二〇〇六年十月，祖父圆寂前不久。信的内容很简短，只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他在广东的工厂倒闭了，欠了债，短期内回不了大理；第二件，他梦到祖父站在观音殿门口朝他挥手，他问祖父要去哪里，祖父说去流沙找一个人。
信的最后一行写着：“我不知道流沙在哪里。但爸看上去很开心，像是终于可以出远门了。”
白三生把这封信折好，放进棉袍内袋。他起身走出屋子，站在廊檐下，柯依柳正从观音殿的方向走过来。她换了件观音院后院里找出来的旧僧袄，灰蓝色的棉布洗得发白，袖口卷了两圈，露出那只青白玉镯。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碗稀豆粉和两块烤饵块。她走到廊檐下把托盘放在石阶上，说斋堂的老和尚做的，说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早饭。
白三生接过碗，低头搅了搅稀豆粉。稀豆粉是豌豆磨的，熬得稠稠的，上面淋了一勺辣椒油、几粒花椒粉、一小撮芫荽碎说。他喝了一口没说话，又喝了一口，然后把碗放下，说味道和从前不一样了。柯依柳以为他要说不好吃，但他接着说——以前稀豆粉里不放花椒。斋堂的净真师父是不吃辛辣的，说花椒会扰禅心。现在这碗里放了花椒，大概是老和尚已经圆寂了，新来的师父口味不同。
柯依柳没有接话。她只是拿起另一碗稀豆粉，学着他的样子喝了一口。花椒的麻在舌尖上跳了几下，然后慢慢化成一种温和的暖意，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山里的雾在他们面前无声地翻涌，像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反覆铺展一匹无边无际的灰纱。
过了一阵子，白三生把空碗放在石阶上，从棉袍口袋里取出那块核桃木牌号给柯依柳。柯依柳接过木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指尖在“流沙”两个字的刻痕上停了很久。她说这两个字的刀痕比其他字浅，但底部木色更新，是反覆加深过的。这种反覆加深同一个字的刻法，她在修复古代木雕时经常遇到，通常不是为了修补磨损，而是一种反覆的祈愿——刻的人每次加深都像在重复同一个约定。
她把木牌还给白三生的时候顺手翻到背面，指着那个“等”字说，这个字没被加深过，一次刻好之后就放在那里了。白三生接过木牌，用拇指在那个“等”字上来回抹了几下，像是想把那个字的表面抹得更光亮一些，然后把木牌收回了棉袍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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