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子坡农民任栋成，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豪尹怀昌家一头耕牛。红军走后，尹怀昌的儿子尹超权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夺回了耕牛，还将任栋成打得半死。任栋成在绝望中，吞服烟土自杀而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剥夺。在“清乡队”的淫威之下，无数革命群众为了躲避迫害，被迫背井离乡。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岗帮人为生，八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奸，诱捕了夏国安、徐正清、谢委员三位同志。更恶劣的是，他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三位同志在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疾首。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自卫中队长吴天位、吴天明，主动与毛寨区“清乡队”接洽，还置办酒席款待“清乡队”头目谭习之、陈国安等人。他们背叛了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良民”和“红人”。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结果。这些叛徒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并没有让革命人民屈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而来，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其中有13件就是在印江县搜集的。一些珍贵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都是印江县风岩、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巧妙地保存了原“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这些文物的保存，充分体现了印江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忠诚。
公元1934年，沿河县水田坝火烧宅的孔朝庭任农会主席。红军走后，他被黄仁佑抓去拷问：“你强（抢）黄仁佑多少粮食？多少物件？”孔朝庭坚定地回答：“没有强（抢）。”黄仁佑又问：“红军有多少？”孔朝庭说：“人多我数不清楚”。面对“枪有多少”的逼问，孔朝庭依然不卑不亢地回应。黄仁佑恼羞成怒，对他进行捆绑吊打，逼他承认参与抢劫。孔朝庭宁死不屈，黄仁佑便要他赔偿八十元光洋。孔朝庭为了坚守革命立场，不惜倾家破产。他的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半后便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他还嘱咐儿子孔永安要好好读书，坚决不向反动派投降，一定要等到红军回来，为他伸冤报仇。孔朝庭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公元1936年4月3日，红三军当年曾在印江县花园公社农民何瑞开家的板壁上写下两条标语，一条是“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落款是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另一条是“保护‘神兵’家属，反川军拉夫送粮！”落款是红三军政治部。红军走后，地主“清乡队”下令何瑞开等人擦掉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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