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杨，不幸落入沿河白石溪“清乡队”张万超、张龙湘等人的魔掌。这些匪徒为了折磨何代杨，想出了极其残忍的手段——“点天灯”。他们敲开何代杨的头盖骨，灌入桐油，插上灯草，然后点火焚烧。熊熊烈火在何代杨的头顶燃烧，他痛苦地挣扎、惨叫，其状惨不忍睹。但即便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何代杨也没有向敌人屈服，展现出了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刚离开，红花园伪乡长黄茂怀、土豪黄吉庭、黄庭才和“清乡队”便迫不及待地袭击了坨寨乡苏维埃政府。3名红军代表被捕，其中包括女同志丁兰英。乡丁们将两个男红军的手脚捆住，用穿心抬的方式把他们抬到高洞河边，两端搁在石头上，在下面点火烘烤。两位男红军在烈火中痛苦地扭动身躯，最终被活活烧死，随后尸体被抛入河中。匪徒黄朝良还不放心，追到河中又朝着尸体狠狠戳了几刀。丁兰英同志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卑鄙的敌人竟以四块光洋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但丁兰英坚贞不屈，誓死不从，她寻找机会，巧妙地逃离了男方家门，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酉阳农村安家落户，继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前照，被安水成匪部捉住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敌人用打鞋底的锥子一下一下地刺他，这种酷刑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却能让人在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痛苦。黄前照痛楚难熬，几度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最终还是惨死于敌人的毒手。在此之前，兰克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率队到中坝沟筹集给养时，遭到安水成的伏击，不幸牺牲。他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障队伍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刀坝白猫岩农民戴世西一家，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地主老财易太义、杨胜松的土地。然而，土地革命的成果却引来了地主的疯狂报复。易太义、杨胜松勾结匪首任贞顺，派匪兵任贞元、银高二到戴世西家烧杀抢掠，将其家抢劫一空。在这场浩劫中，戴世西的三哥戴世六、四哥戴世秀当场被杀害，父亲戴友才也被抓走。几天后，戴友才也被杀害于双河口四园子。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摧毁。
坨寨农民王世焕、赵佐怀，曾任游击分队正副队长，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被“清乡队”杀害于白岩河坝。赵佐怀的妻子得知敌人还要满门抄斩，惊恐万分，连忙背起年仅三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躲藏。一家人被迫四处离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赵佐怀的母亲因长期悲愤郁结，最终双目失明，她的遭遇令人痛心不已。
坪底侯家沟农民侯世农、侯守林父子及侯世觉（世农之哥），曾参加红军游击队，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后来，三人同时被溪伪区长张伯清、任锡坤等“清乡队”杀害于封神塘河坝。“清乡队”不仅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还烧毁了侯家的房子，赶走耕牛二头，将侯家的财物洗劫一空。侯家瞬间家破人亡，这是反动派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据调查，凉水、陡溪、沙子坡等地还有十多名游击队员被地主“清乡队”杀害。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情人已经离世，死难人数难以完全统计清楚，不知道还有多少革命群众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而被“清乡队”折磨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兰克构树湾农民谭绍成，曾参加黔东独立师，转战至酉阳川河界。作战失利后，他机智地脱险回到家乡。然而，伪区长陈文澜却派人将谭绍成及其父亲和伯父三人捉住。他们遭到一顿毒打后，陈文澜又勒令其交三百六十吊铜钱才肯放人。谭家为了救人，不得不卖田当物，凑足了钱交给敌人。但“清乡队”却背信弃义，只放出了谭绍成的父亲和伯父，将谭绍成继续拘押。为了逼迫谭绍成交出所谓的“情报”，匪徒们对他施用了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扳桩”，将他的身体固定在特殊的装置上，使其痛苦不堪；二是“灌辣椒水”，把他的脚后跟和耳朵用蓑衣针穿通，用绳子将身子绑在长板凳上，倒立起来，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一连灌了七八壶，谭绍成被呛得当场昏死过去；三是“打风摆柳”，把他倒悬在树上，乡丁们站在四面用鸳鸯棒抽打，他的身体左右晃荡，犹如风吹杨柳一般。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折磨后，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侥幸捡回一条命。
永义农民袁焕章，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这本是一件正义之举，却为他带来了灾难。保长戴泽奎派人将他抓去，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甚至砍掉了他一个手指。袁焕章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为了交罚款，他不得不卖房、卖地、卖耕牛，最后才被“释放”回家。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源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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