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上来时，赵国强坐在别墅露台上算总账。
大理石桌面上摊着账本，钢笔在纸上写得沙沙响：
半山别墅加初期商铺花了三十五万，新购的三十四间商铺加仓库三十七万，冰柜磅秤二十四万两千五，再算上刚买的大货车和零碎开销，账户里还剩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五十港币。
晚风卷着院中的玉兰香掠过，他望着红磡方向的灯火，指尖在账本上轻轻一点——这些食材都是从空间里取的，没花一分成本，往后卖出去的钱，除了工人工资全是纯利润；
商铺仓库已买下，不用付租金，唯一的难题，是眼下人手还没凑齐，而这些余钱，刚好能再盘些临街铺子。
次日清晨六点，红磡仓库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拉开，阿彪和阿福刚推开门，就被冻库里的景象惊得愣在原地：
铁架上挂满了新鲜的猪肉、牛肉，红白肌理间凝着细霜；仓库一角竹笼里的野鸡野兔扑腾着翅膀，翎羽在冷气里泛着光泽；
冷气裹着肉香扑面而来，连空气都像是被冰镇过，清冽又厚重。
赵国强早已在仓库里等着，见两人进来，扬了扬手里的送货单：“先按地址送第一趟，早市最要紧，别耽误了开门。”
单子上用红笔标好了每间店铺的名字和位置，“肉要先送，卸完肉再送冰柜到肉铺，最后送粮食，注意别把袋子磨破了。”
阿彪用力点头，和阿福挽起袖子就开始装货。
两人手脚麻利，先用防水布把肉裹好，再小心地搬上货车，指腹避开肉面的霜花，生怕沾了灰尘；
仓库地上的粮食袋子码得整整齐齐，袋口用麻绳扎成紧实的十字结，阿福拎起一袋晃了晃，听不到半点漏米的声响。
赵国强看着他们忙活，把仓库钥匙递过去：“卸完货记得锁门，下午我过来盘点。”
交代完琐事，他开车返回别墅。刚到门口，就瞧见二十几个人站在石阶下，晨光里的身影各有各的模样：
李父李老实，五十出头，头发半白却梳得齐整，脑后用布带扎着小辫，脸上刻着田埂似的皱纹，手里握着把磨得锃亮的剔骨刀，刀鞘是用旧蓝布缝的，边角磨出了毛边，刀柄被汗浸得发亮——一看就是跟刀刃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
李母张桂芝，四十八岁，鬓角别着朵干枯的栀子花，蓝布衫的领口补着块浅灰补丁，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手里攥着块粗布帕子，见赵国强下车，下意识地往丈夫身后躲了躲，眼角的笑纹里藏着几分腼腆。
李卫东大姐李红梅，二十三岁，梳着齐耳短发，额前留着整齐的刘海，穿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和领口都浆得笔挺，背着个蓝布包，包角硌出方方正正的轮廓，不用看也知道是算盘，说话时眼神清亮，像浸了水的黑琉璃：“赵老板，我算账准得很。”
李弟李建业，十九岁，个子蹿得老高，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脚卷了两圈，露出脚踝上几道新添的划痕，双手背在身后，指节因为紧张泛着白，眼睛却直勾勾盯着墙上的店铺名单，透着股少年人的执拗。
李卫东的表哥王铁牛，三十岁，身量壮得像头犍牛，黝黑的脸上留着圈络腮胡，胡茬上还沾着点麦糠，穿件无袖坎肩，胳膊上的肌肉块随着动作滚动，手里捏着根磨亮的麻绳，是码头搬运工的家什，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赵老板，我啥重活都能扛！”
王铁牛的媳妇陈春燕，二十七岁，梳着两条粗辫子，辫梢系着红头绳，穿件碎花布褂，怀里揣着个布兜，里面露出半截奶瓶，是给孩子备的，她声音细弱却清晰：“我会记账，也能帮着割肉，不怵腥气。”
另有十几个从劳务中介来的，站在人群后，眼神里满是期待：
周桂枝，四十岁，头发用黑色网罩拢得整整齐齐，露出光洁的额头，穿件灰布衫，左腕戴着只磨得发亮的银镯子，说是以前在粮站管过账，伸出的手骨节分明，指腹因为常年拨弄算珠，磨出了层薄茧，算盘打得“噼啪”响时，眉梢会微微扬起。
刘二柱，二十五岁，左腿微跛，却站得笔直，裤脚特意往左边收了收，露出打了补丁的袜子，手里总攥着把小巧的剥皮刀，刀鞘是自己用竹子削的，刻着简单的花纹，他低声说：“我干活慢些，但保证不出错，以前在屠宰场帮过工，认得肉的好坏。”
林阿妹，十九岁，梳着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辫梢缠着彩色玻璃丝，穿件水红色短褂，是纺织厂的下岗女工，看着纤细，却能单手拎起半袋面粉，脸颊透着健康的红晕，说话带着点怯生生的闯劲：“我啥都能学，不怕脏不怕累。”
还有码头工人老马，四十六岁，说他不但能在店里卖粮食，货车来的时候，他还能帮着搬货；
家庭妇女孙淑琴，三十五岁，怀里抱着个熟睡的孩子，用布条把孩子捆在背上，说既能算账又能搬货，孩子不闹人……二十几张面孔，年纪从十九到五十六岁不等，脸上都带着几分拘谨，却难掩眼里的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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