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小岗村的大包干做法，终究还是传到了县里，县里的领导纳了闷，这向来穷的叮当响的小岗村，缴纳不上公粮的小岗村，吃不饱饭的小岗村，如今，怎么像是有神来之力相助似的，居然旧颜换新装，大变样了呢？
当然，也有一封封的告状信，揭发信，递到了县长的办公桌上。小岗村生产队的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两个人挖社会主义墙脚，公然带头，违背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国家唱反调，改变了国之根本，把国家的土地私有化。
告状信写的很直接，这严家俩兄弟，就应该被严惩严办，要不法办两人，这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红色的吗？这新中国，是姓社，还是姓资？
这小岗村的包产包干做法，会瓦解咱们农村集体经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会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套，重蹈覆辙了苏联解体的老路。土地是国之根本，小岗村的这一做法，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体化没有了，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被打破了，踩了国家的高压线，这小岗村的队长和副队长，就应该被枪毙。
但时任安徽省的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却力排非议，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并积极的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方法。使得整个安徽省，迅速的脱贫致富，顿时，安徽省，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变革，影响了周边的省份。
四川，云南，甘肃，广东等省份，一些地方的政府，纷纷效仿试点，不断的迈着步子试探，省里给放宽了政策，鼓励下面的公社和社员，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四川省下了通知，鼓励一些生产队，你们可以把农业生产，包产到组，支持你们摒弃原有的工分制度，平均制度，可以“以产定工、超额奖励”，多劳多得。很快，这一鼓励性的试验，得到了成功，四川开始在全省扩大范围推广。
不光是四川，邻省的云南也不甘落后，率先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开始推广包产到组的管理责任制，换汤不换药的，学习着安徽和四川的做法，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沿海地区的广东地区，步子迈的更大，干脆在农村公社和生产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以新的农村经营管理制度，来探索农业生产的改革。
区区一个安徽小岗村，走投无路，被逼无奈的一个做法，却点燃了全国范围内，农村生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星之火。就像是在五十年前，伟人说过的那句话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时间，众说纷纷，尤其是各新闻媒体，开始在报纸上公开报道，既积极报道各地农村改革的实验，也不回避那些干部们，各级领导和普通民众，在思想上的各种不同认识，对社员们的这一做法，既有肯定，也有质疑。
早在1979年，《人民日报》就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文章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生产现状，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而又肆意的变更。
搞分田到组和包产到组，会搞乱之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倘若乱搞之风盛行，会搞乱我们的干部，搞乱群众的思想，那些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省份和公社，应当坚决纠正这一错误做法。
顿时，众说纷纷，关于包产到户这一做法和说法，依旧是敏感话题，这一话题，可以上升到大不敬，大不为，甚至能关联到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这些报纸上的报道，鸣琴自然早就见过，支持的声音有，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所以他才唯唯诺诺，对山后村公社队长和支书的争论，都不予支持和否定。因为上面没有发话，没有大领导定调子，他不管心里怎么想，也不敢当这个出头鸟。
他之所以带着国增，在田间地头里转悠，就想看看，这报纸上说的，都是真的吗？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山后村的粮食收成，为啥总是不好呢？要说这穷，山后村的穷，可不比小岗村差，可要说有人敢带着社员，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做法，山后村还就真的没有人，敢这么干。就算是有人带头，恐怕社员们也都会吓破了胆，起码他刘鸣琴就先怂了。
直到后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这一做法，报到了中央。1980年5月31日，邓公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而曾经的安徽省第一书记，万里同志，调任到国务院，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公和万里同志，对小岗村的支持和肯定，无不从上到下，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小岗村的做法，在全国农村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土地生产的改革，势在必行。
紧接着，1980年的9月，中央下发了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明确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的，社员们实行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不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这一文件，首次突破了多年以来，把包产到户就等同于分田单干，甚至是资本主义的观念，进行了错误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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