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鸣琴苦苦思索，为怎么打破，如今的土地所有制，打破平均主义制度，提高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一筹不展时。却不知，早在两年前的1978年，远在安徽凤阳县，有个叫做梨园公社的小岗村，却偷偷的做了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一天夜里，小岗村的18户村民代表，挤在了严立华家中，那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十几个人，正在密谋着，一项重要会议。参会的所有人，都签下一份生死状。
这项密谋会议，关系着整个小岗村，几百口的身家性命。社员们在会上，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包干保证书，他们纷纷在保证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如果事情成了，大家都有饭吃，如果事情败了，就得有人坐牢杀头，任由上级处置。
小岗村生产队的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两人带着18户村民，在会上敲定了三条事，大家要牢牢记住，要死守这三条。其中第一条，是小岗村分田到户，什么叫分田到户？就是以后，不再是平均主义种地了，而是直接把地，算到你自己的头上，你分了这几亩地，这几亩地，收多少粮，都算你的。
第二条，小岗村以后，不再伸手，舔着个脸，跟国家要钱要粮了，地的所有权，生产队都偷偷给你了。你自己种不好，就不要再跟公社要粮食吃，要钱花，平均主义的时代，从此在小岗村，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也别再指望着，村公社的大队养你。
第三条，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是事情败露，上级领导要追查，要问责，小岗村生产队的干部，因此坐大牢。那其他的社员们，你得把这些带头干部们，家里的小孩养到18岁，替他狱中的老子，照顾孩子。
队长严俊昌对着众人道，咱们做的这个事，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分田到户，咱们这样做，虽然是瞒着上级，但是，咱们不瞒着下面，不瞒着社员们，在场的每个人都记住，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也对着大伙说，咱们小岗村穷到什么地步，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在地里干活，没有积极性，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平均主义就是这样，怪不得大家。咱们常年吃不饱肚子，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就拿着个破碗，跑到外面去要饭。
严宏昌说到这时，声音哽咽了，说不出话来。被队长严俊昌一番安抚后，严宏昌继续道，我也尝试了一番，带着大家多划分些自留地，但这个法子，行不通。其实，家家户户，都有分田单干的想法，但是，谁敢带这个头呢？今天，我和队长两个人，就冒着这坐牢杀头的风险，带着大家，一家一户的分地，咱们另起炉灶的单干。
18户的社员，无不激动，各个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说，不管以后怎样，大家都会誓死扞卫，会上定下来的这三条。管他什么国家政策，什么上级要求，什么资本主义，咱都快饿死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大不了，事情败了，大家一起坐牢。众人异口同声的说，队长，副队长，我们大伙都听你们的。
见社员们如此的斩钉截铁，严宏昌继续道，既然大伙都信我们，我和队长，就带头领着大家干。如果明年的粮食，真的收了，那你们收到的粮食，也都必须要踊跃积极的，上交给国家。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自己打了多少粮食，这第一，就要先保证给国家的，保证社员缴纳足了公粮。
大伙依旧信誓旦旦：听队长和副队长的。
严宏昌望着众人，继续道：国家的保证好了，这第二，就是要留足集体的，咱们现在还是公社制度，所以该交给社里的，一粒粮食也不能少。
大家依旧支持。
这剩下的，才是咱们社员，才能扛回自己家里，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吃。咱就亲兄弟，明算账，既然这土地，都分给你们了，你们多出力，多投入，干好了，自己留在家里的粮食，也就自然多了。
等完成了，国家和集体的纳粮后，你剩下的，自然也就多。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偷懒，你不好好干，还是那种以前的磨洋工想法，也不投入，也不出力，粮食肯定收的少，你不管收的再少，也得完成国家和集体的，到时候，你觉得自己的粮食，都给了国家和公社，自己剩的少了，你别委屈，别骂娘。
好，在场的每个人，都掷地有声，咱就这么干了。
签了这包产到户的生死状后，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憋着一股劲，开始放手大干。
殊不知，小岗村的这一做法，正是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新型农业生产制度的雏形。这种形式，后来被定义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三十多年来，新中国的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变了以往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制的种种弊端。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因此而被调动起来。加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岂有粮食不丰收之理？
结果在第二年，1979年的10月，凤阳县小岗村的打谷场上，是一片金黄，洋溢着从未有过的丰收之喜。那一年，经过计量估算，小岗村当年的粮食总产量，高达66吨，这相当于整个生产大队，从1966年到1970年，这连续五年里，加起来的粮食产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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