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想反。是有人不让我们活。”
岑春煊握紧了手里的供词。这些话，他听过太多。从奏折里，从幕僚口中，从暗探的密报里。但第一次，从一个即将被正法的“反贼”嘴里听到，感受完全不同。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满腔热血，想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但官场沉浮三十年，他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权衡，学会了“大局为重”。
“你烧教堂，杀官兵，这便是‘活路’？”他声音冷下来。
“教堂占的是民田，杀的是抗捐的百姓。”廖观音不闪不避，“官兵护着洋人，帮着贪官。我们杀他们，是为民除害。”
“好一个‘为民除害’！”岑春煊拍案而起，但很快又坐回去，揉着眉心。
他确实犹豫过。
廖观音的供词里，没有一点“私心”。她没说过要当皇帝，没说过要敛财，甚至没给自己求过一句饶。她所有的“罪状”，都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这样的“反贼”，杀了，真的能“以儆效尤”吗？
但他没有选择。
列强正盯着四川——法国人要为被烧的教堂讨说法，英国人担心“反洋”风潮蔓延。朝廷那边，慈禧刚刚“回銮”，最怕地方生乱。四川的士绅也联名上书，要求“严惩首恶，以安民心”。
他岑春煊可以同情一个廖观音，但不能拿自己的前程、四川的稳定去冒险。
审讯结束时，已是深夜。
岑春煊最后问：“你……还有什么话说？”
廖观音想了想：“求大人一件事。”
“说。”
“我弟弟廖二娃，才十五岁。他是跟着我，不是主犯。求大人……给他个全尸，葬了。别让野狗啃。”
她说这话时，声音终于哽咽了。
岑春煊沉默良久，点了点头：“本督答应你。”
廖观音跪下，磕了个头：“谢大人。”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跪。
腊月十四（1月11日），岑春煊的奏折以八百里加急送出。其中关于廖观音的部分，他这样写：
“查核该女匪廖九妹供词，名虽为首，实与为从无异。其情不无可原，其行殊堪痛恨。然川省匪患未靖，洋人环伺，若存妇人之仁，恐遗后患。当饬正法，以儆效尤。”
“情有可原”，但“不得不杀”。
这就是官场的逻辑。
腊月十四夜，臬司狱格外安静。
或许是因为明日就要行刑，狱卒都躲得远远的，怕沾了晦气。走廊上的长明灯油快尽了，火苗越来越小，牢房里的黑暗越来越浓。
廖观音躺在稻草上，睁着眼睛。
她以为自己会害怕，会后悔，会想起这一生的种种不甘。但没有。
心里很静，像深山里的潭水，波澜不惊。
她想起祖父，想起那把生锈的柴刀，想起三元里的大火。祖父说：“九妹，你要记住，咱们廖家的人，宁死不跪。”
她没跪。除了为弟弟求情那次。
想起曾罗汉，想起火盆山最后那一眼，他说“九妹，活下去”。她没做到，但尽力了。
想起二娃，想起他胸口透出的矛尖，想起他最后看她的眼神。对不起，姐姐没保护好你。
想起火盆山那些战死的弟兄，想起龙潭寺、华阳县、镇子场……一张张面孔在黑暗中浮现，又渐渐淡去。
最后想起的，是那盏红灯。
挂在火盆寺老槐树上的那盏，红布糊的，里面点着松明。风一吹，火苗摇晃，但始终不灭。
她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不是悲伤，是释然。
这一生，很短，很苦，但没白活。她举过刀，喊过反，救过一些人，也杀过一些人。最重要的是，她没跪下。
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三更了。
腊月十五（1月15日），快到了。
廖观音闭上眼睛，轻声念起红灯教的咒文——不是信那些神佛，是给自己送行：
“天连天，地连地，何方来了土地神……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消失在黑暗里。
牢房外，雪又开始下了。
细密的雪沫子，无声无息，覆盖了成都城的屋顶、街道、刑场，也覆盖了这座监狱，和里面那个十八岁的女子。
仿佛天地也在为她戴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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