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黄自立不知道的是，王月生并非这场赌局的最大赢家，最大赢家另有其人，便是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这位美国犹太金融财团的核心人物（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 Co.的创始人）。
希夫通过家族联盟与金融网络（如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姻、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合作），提前获悉了摩根与哈里曼的资金状况。他判断：
双方的杠杆融资已接近极限（当时无美联储监管，银行可随意发放保证金贷款）；
北太平洋铁路的股价已远超其资产价值（公司年利润仅能支撑每股50美元的股价，而当时股价已达300美元）。
希夫经历过19世纪末的多次股市危机（如1893年、1895年崩盘），深知 “垄断争夺+杠杆投机”的组合必然导致泡沫破裂。他曾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摩根与哈里曼的游戏已经玩过了头，市场即将付出代价。”
希夫的库恩-洛布公司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拥有大量的股票拆借渠道（可借入北太平洋铁路股票用于卖空）和场外期权合约（当时虽未标准化，但银行已开始提供看跌期权）。
希夫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完成了做空布局：
1. 提前建仓：卖空北太平洋铁路股票
希夫通过库恩-洛布公司的多个经纪账户（分拆交易，避免触发大额头寸监控），借入北太平洋铁路股票并卖出（即“卖空”）。当时卖空的成本较高（需支付股票借入费），但希夫判断“股价下跌的收益将远超过成本”。
在摩根与哈里曼开始抢购股票之初（1901年3月），希夫便开始逐步卖空，此时股价尚未大幅上涨，市场对泡沫的警惕性较低。
2. 放大恐慌：推动市场抛售
希夫通过其媒体关系（如《华尔街日报》的幕后支持者），悄悄散布“摩根与哈里曼资金耗尽”的消息。这一消息加剧了市场对“轧空危机”的恐惧，导致部分投资者提前抛售股票。
希夫要求库恩-洛布公司的客户提前偿还保证金贷款，迫使他们卖出股票以满足追缴要求。这一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3. 平仓获利：在暴跌中收割
1901年5月9日，当摩根与哈里曼宣布“停止收购”时，市场恐慌性抛售爆发，北太平洋铁路股价暴跌至每股80美元（跌幅超70%）。希夫此时买入股票平仓（归还借入的股票），获得了每股220美元的利润（卖出价300美元，买入价80美元）。
希夫此次做空的总获利约为500万美元（相当于2025年的15亿美元），成为1901年股市崩盘的“最大赢家”之一。
所以，哪怕是王月生作为穿越者可以“未卜先知”地获得信息支持，但在具体操作技巧和能力上，相较于真正的金融巨鳄，仍有极大欠缺。
纽交所爆发新世纪第一场股灾的同时，太平洋对面1901年5月的上海。庚子事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国势的颓唐与求变的迫切感，如同黄梅天的湿气，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清廷在仓皇西狩后，终于颁布了“变法”上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中力陈“兴学育才”为救世之先务，此论一出，朝野震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罗振玉，这位时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的实干家，决心呼应时势，创办一份专事教育研究的刊物。
“列雄竞争，优胜劣败，欲图自存，非注意教育不可！”
在《教育世界》的创刊《例言》中，开篇便定下了这等清醒而急迫的基调。罗振玉洞察到，国之积弱，根子在人才不兴；人才不兴，则因教育陈腐。故而，“特将教育学说编译”，系统引入东西洋先进教育思想，成了他眼中刻不容缓的“急务”。这份定名为《教育世界》的刊物，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业教育期刊。
起初，罗振玉已做好自掏腰包的准备，但一封来自南方的长信，改变了这件事的格局与气魄。写信人正是王月生。虽未亲至上海，但王月生通过数次缜密的书信往来，与罗振玉就办刊事宜进行了深入沟通。他精准地把握了罗振玉欲为天下先却又困于资源的心态，在信中不仅高度赞赏其远见，更提出了一个让罗振玉无法拒绝的方案：王月生将斥资在上海设立一个“时务印书馆”，专门负责承担《教育世界》的全部印刷成本，并确保用当时最精良的工艺与纸张。更重要的是，王月生明确承诺：“先生掌学术之舵，月生惟愿为先生备舟楫之利，内容取舍、人事安排，绝不干涉分毫。”
这份既慷慨又恪守界限的支持，正中罗振玉下怀。他欣然接受，原本因经费可能捉襟见肘的顾虑一扫而空，当即决定将原计划的刊行周期从旬刊改为版面更充实、制作更精良的半月刊，并在上海英租界内租下房屋，正式组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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