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边的家长们也是表情各异：有的为自家孩子着急，恨不得冲进去帮忙；有的看到孩子大胆呼喊，露出骄傲的笑容；有的则对孩子木讷的表现摇头叹气。
时间一点点流逝。一炷香已经烧掉了。
那些有“振臂高呼”者的组，往往是最快集结完毕的。比如81-90组，在那个站在木桶上喊话的麻脸少年带领下，不到五分钟就聚齐了九人（还差一个），麻脸少年立刻组织大家边向东侧移动边继续寻找最后一人。
一些靠“精明打探”的组，也陆陆续续凑齐了人，开始向登记处移动。
但更多的组陷入了混乱和停滞。有的组虽然大部分人都被“呼喊者”找到了，但总有一两个“懵懂茫然”或“被动等待”的成员不知所踪，急得小队长满头大汗，派人四处搜寻。有的组因为缺乏核心人物，成员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互相询问却效率低下。
最糟糕的是，好几个组直到第二柱香快燃尽，依然缺员严重。场边观礼区外，甚至还有十几个拿着纸条、一脸焦急或茫然的少年，他们要么是号码靠后被漏掉了，要么是理解错误走错了地方，要么纯粹是过于内向被动，根本没人找到他们。
那些成功（或勉强凑齐人数）抵达“组队登记处”的小组，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选队长！
登记处的志愿者只冷冷地丢下一句：“报组号，登记队长姓名。快点，后面还有队伍。”
这一下，刚刚松散的队伍内部立刻又泛起了波澜：
大部分少年似乎习惯了听从，眼神飘忽，不敢与人对视，只等着别人出头。他们心里想的是：“谁当都行，别是我，听指挥干活就好。”
那个振臂高呼的麻脸少年（81-90组）当仁不让地站到前面：“大伙都听见了，是我把大家喊齐的，这队长我来当，保准带大伙过关！” 语气自信，甚至带着点不容置疑。
另一个组里，一个衣着光鲜、看起来家境不错的少年也立刻跳出来：“我爹是县里的…呃，我读书多，见识广，队长我来做合适！”
在一个看起来成员年龄稍大些的组（41-50组），一个沉稳的少年开口了：“诸位兄弟，时间紧迫，争吵无益。我提议，大家先报一下各自所长？比如谁认字多？谁力气大？谁算账快？或者谁以前带过伙伴做事？咱们先选个临时队长应了登记，后面不同的考核项目，谁擅长谁就多担待、多指挥，大家看如何？” 这个提议显得比较成熟，得到了部分队员的点头。
在一个由两个“爱出风头”少年主导的组里，麻烦来了。“凭什么你当？我喊的人比你多！”“你懂什么？这队长要脑子活络，你行吗？” 两人互不相让，言语越来越激烈，甚至开始推搡起来，旁边的队员有的拉架，有的看热闹，有的急得跺脚，队伍乱成一团。
最尴尬的是那些本来就勉强凑齐、缺乏核心人物的组。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意站出来。沉默像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心头，登记处的志愿者已经开始不耐烦地催促：“XX号组！队长定了没有？快点！”
登记处附近一时间人声鼎沸，有毛遂自荐的豪言壮语，有理智分析的讨论声，有激烈的争吵声，也有令人窒息的沉默。每个小组都在经历一场关于领导力、协作与个人性格的微缩考验。那些隐藏在附近，手持操行考核表的实务学堂志愿者们，目光更加专注，笔尖在表格的“主动性”、“组织协调能力”、“情绪控制”、“合作意识”等栏目下飞快地记录着。
香炉里，最后一缕青烟袅袅升起，那柱决定第一轮时限的香，终于燃尽了。
负责这次考核的老周站在军寨的了望塔上，望着这群跌跌撞撞的少年，嘴角微微扬起——校长要的，不是完美的“标准件”，而是能在熔炉里淬出火花的“原铁”。他脑海中考核表像后世的电脑大屏一样，分数不断跳动：
89号：“主动协调矛盾”+5分，“提出合理分工”+3分；88号：“情绪急躁但无攻击性”-1分，“提议体力活”+2分；82号：“冷静提议”+4分，“被质疑后仍愿配合”+2分；
那边，三个光脚男孩终于凑到一组。66号（12岁的乞儿）捡了块破布给68号（14岁的鞋匠儿子）包脚，62号（15岁的药房学徒）把自己的裹脚布分了半截——考核表上，“互助”项给三人各加了3分。
而一个之前违规二次排队领粥喝被北洋士兵制止的男孩，此刻正蹲在墙根啃偷藏的红薯，他娘抹着眼泪拽他：“走，咱不考了，回家给你熬红薯粥……”志愿者却悄悄记下：“家长护短，考生无担当”——这张准考证，终究要被筛下去。
拿到79号的考生（15岁的货郎养子）把纸条拍在胸口，扯着嗓子喊：“71-80号的听着！我在老槐树下，带块蓝布的！赶紧过来！”不一会儿，72号（13岁的裁缝儿子）拽着75号（17岁的木匠徒弟）跑过来，78号（14岁的渔户儿子）扛着根芦苇秆晃过来，最后80号（18岁的药铺学徒）挠着后脑勺问：“咱组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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