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冬雪，把元宝山电厂的轮廓描得格外清晰。91米高的塔炉像尊银色巨人，212根吊杆牵着弹簧组件，稳稳悬着5500吨重的设备——后来李春光总说，那吊杆多像他们这代人，一头拴着理想，一头坠着生活，得绷得紧，又得留着韧劲儿。
我带着集控八零一班的学生来实习那天，集控室的温暖裹着煤粉味，李春光正盯着仪表盘记参数。他是炉七三一班的，蓝布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钢笔别在胸口，笔帽上的漆掉了大半。见我进来，他连忙起身，递来椅子：“杨老师，这30万机组的曲线，比课本上难辨多了。”那时谁也没料到，这个总把“参数要记死，操作要留活”挂在嘴边的年轻人，会在二十年后，牵着妻子的手重新走进校园。
毕业分配的日子来得比预想中急。我协助付志光老师和学生谈话时，办公室的窗玻璃结着冰花，每进来一个学生，哈气都会在玻璃上融出一小片雾。大多数人攥着家庭情况表，声音压得低：“老师，我家就我一个男孩子，城里还有老母亲”“我对象在机床厂，要是分去元宝山，这婚事就黄了”。
轮到李春光时，他把表往桌上一放，指尖敲了敲“家庭成员”那栏——“对象李丽春，咱班的。只要把我俩分在一起，去哪都行。”他说话时腰杆挺得直，眼神却不自觉飘向窗外，那里有几个女生正凑在廊下说话，李丽春的蓝围巾在雪地里格外显眼。
我刚要开口，他又补了句，声音轻了些：“我和丽春中学毕业就扎进农村，面朝黄土背了三年锄头。”他垂着眼，睫毛上沾了点从窗缝飘进来的雪粒，“现在好不容易回城读了书，要是再去个连棵树都长不活的地方，我不怕苦，就怕她跟着我受委屈。”我见过李丽春，高挑漂亮，她写出来的字秀气又工整。
我想起勘探元宝山电厂的设计人员说过的话：那地方就是一片黄沙，大风刮起来，几米开外看不见人，冬天冷得能把钢笔水冻住，夏天热得能在沙子里把鸡蛋闷熟。
毕业分配誓师会那天，教室里的国旗挂得格外鲜艳。同学们轮流站起来表态，“我是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声音此起彼伏，震得窗玻璃都发颤。
直到李春光走上讲台，教室里突然静了。他没拿稿子，双手撑着讲台沿，目光扫过全班：“我要求去元宝山。那里要建中国第一台300兆瓦机组，课本上的理论，得在实际上练才管用——我的青春，想搁在能派上用场的地方。”
台下有人窃窃私语，他却突然笑了，声音提了提：“还有，去元宝山也是李丽春的愿望。”他指了指李丽春的方向。同学们都齐刷刷看向最后一排，李丽春的脸瞬间红透，把头深深埋在书桌上，蓝围巾的边角还在轻轻抖。
李春光最后提高嗓门，像是宣告，又像是承诺：“李春光去哪，李丽春就去哪。”这句话落音的瞬间，教室里的掌声像炸开的雷，连付老师都红了眼，会后拉着我感叹：“多好的青年，多真的恋情，要是多几对这样的，咱们的分配工作哪用这么犯难。”
李春光去元宝山的那年夏天，我收到过一张明信片。照片上是还在建设的元宝山电厂塔式锅炉，钢架裸露着，像巨人的骨骼。背面是李春光的字，笔锋刚硬：“杨老师，丽春种的向日葵发芽了，就在宿舍窗台下，说等锅炉建成，花就开了。”
李春光到元宝山的第七年，成了单元长，管着整个机组的启停。在单元控制室他讲了个运行案例，我至今难忘。
那天机组启动，汽轮机低速暖机后胀差仍然超限，李春光刚把暖机时间加长，厂长史大桢就来了，语气急得发沉：“电网缺电，赶紧开大汽门升速！”
李春光没动，翻开运行日志摊在厂长面前：“史厂长，按规程，胀差超限不能强行升速，您要是坚持，就请在日志上签字。”厂长盯着日志上的参数，又看看他，眉头皱了半天，最终没下笔，转身走了。
“杨老师，当运转员就得有自己的主见，不能盲目服从。”他说这话时，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茶杯沿，“那天要是听了命令，机组可能就会振动损坏。我要是出了事故，丽春怎么办？她还等着我陪她看今年的向日葵呢。”
后来我每次给学生上课，都会把这个案例讲一遍——不仅讲规程的重要性，还讲那个藏在“责任”背后的名字。
有一年夏天，我又带着学生去元宝山电厂实习时，李春光领着我登上了炉顶。91米的高度，爬梯时风裹着煤灰往衣领里钻，他却走得轻快，说每天都上来巡检。到了炉顶，风光真的不一样：南面是老哈河，像条银色的玉带绕着电厂；北面是成片的庄稼地，绿油油的玉米秆随风晃；东面是家属区，楼房一排挨一排，最前排的那栋，窗台上摆着两盆向日葵，花盘朝着太阳，金灿灿的。“那是我家。”李春光指着窗台上的向日葵说：“在炉顶能看见家里的向日葵，就像看到李丽春一样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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