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晚上，我实在撑不住了。白天上班打瞌睡被领导点了两次名，同事问我是不是生病了，脸色白得像纸。我想了想，决定回寨子一趟。不是我胆子变大了，是我奶奶说过，这种事躲没用，要回去烧点纸，说清楚。
从县城回寨子的班车一天只有三趟，我赶的是下午那趟。车上没几个人，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山一座一座往后退。快到寨子的时候，司机放慢了速度，我下意识往那条盘山路的方向看了一眼——护栏还没修，缺口处绑了几根红布条，风吹得猎猎作响。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把脸别了过去。
到家的时候天还没黑透。奶奶在灶房里烧火做饭，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回来了？脸色这么差。”
我没敢跟她说实话。只说最近睡不好，想回来住两天。
奶奶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从灶台底下摸出一把干艾草，丢在火盆里点了，端着火盆把堂屋、卧房、灶房都熏了一遍。烟雾呛得我直咳嗽，但那股苦香味确实让人的心定了不少。
晚上我睡在奶奶旁边。老式的木架子床，挂了蚊帐，奶奶睡那头，我睡这头。她已经八十多了，睡着之后呼吸很重，一下一下的，像潮水。我听着她的呼吸声，竟然慢慢放松下来，眼皮开始发沉。
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院子里的狗忽然叫了。
不是那种看见陌生人或者野猫的狂吠，是那种很低的、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呜咽声，像害怕，又像警告。狗叫了几声就停了，然后是铁链子拖动的声音，它在往后退。
我僵在床上一动不敢动。
奶奶翻了个身，含糊地说了一句：“莫怕，把被子蒙到头上。”
我不知道她是在说梦话还是醒着的。但我真的把被子蒙到了头上，整个人缩成一团，像小时候打雷那样。被子底下的空气又闷又热，我憋得满头是汗，可就是不敢把脑袋伸出去。
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听见一个声音。
很轻，很远，像是在院墙外面，又像是在屋后的竹林里。是摩托车引擎的声音，突突突突的，由远及近，又从近到远，最后消失在寨子后面的山路上。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那条路已经封了，护栏断了之后村里用两根木头横在缺口前面，摩托车根本过不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寨子里的一个老人，姓杨，大家都叫他杨公，据说懂这些事。杨公坐在自家门槛上抽旱烟，听我说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暗的。
“你骂他的时候，”杨公终于开口了，“是想他死吗？”
我愣住了。
“我……我没想他死，”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就是气不过，骂几句狠话出出气。”
“狠话也是话，”杨公磕了磕烟锅，“尤其是半夜三更说的，尤其是指着名姓说的，尤其是你那颗心，干干净净、问心无愧的，说出来的话比平常人重三分。”
他没说这是巧合，也没说是我想多了。他只是又说了一句：“魔皮那个人，活着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死了倒是知道找个问心无愧的人来送他一程。”
“送他一程？”我不解地看着他。
杨公没再解释，把烟锅子叼回嘴里，眯着眼睛看远处的山。
我琢磨了很久他的话。寨子里的老人常说，人死的时候，魂魄会往最干净的地方走，像飞蛾扑火一样。不是害人，是找人渡他。那个凌晨三点我梦见他的时候，他歪着脑袋朝我走过来，嘴角挂着笑——我忽然不确定那是不是笑了，也许是别的什么表情，是我因为害怕所以看成了笑。
他想让我送他。
可我骂了他，骂得那么毒，那么狠。
我把所有的话都骂了回去，像关门一样，砰的一声，把他挡在了外面。
那天傍晚我走的时候，在寨子口碰见了魔皮的老婆。她蹲在路边烧纸钱，火苗被风吹得到处乱飘。看见我，她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我低着头快步走过去了，走出去十几步，听见她在身后说了一句：“他出事那天晚上，喝了酒，说要出去一趟。我问他去哪，他没说，就笑了一下。”
我停住了脚步。
“他说，”她顿了顿，“‘有个债要还。’”
风吹过来，把烧纸钱的灰扬了我一身。我没有回头，就那么直直地往前走，走过了寨口的石桥，走过了村口的牌坊，走上了去县城的那条路。
班车还没来，我一个人站在路边等。
山里的天黑得早，才六点多，暮色就沉下来了。我忽然想起来，出事那天晚上，他骑车冲下悬崖的时候，口袋里装着一包没拆封的烟，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村里人去收尸的时候看到的，说那张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
那包烟是“利群”，五块钱一包的那种。寨子里的小卖部老板娘说，他那天下午去买烟的时候，犹豫了很久，最后拿了这个。老板娘说她记得很清楚，因为魔皮平时抽的都是最便宜的两块钱一包的“黄果树”，从来舍不得买五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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