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第一次见到那把铜钥匙时，正蹲在废品站的角落翻找旧零件。钥匙混在堆生锈的齿轮里，柄部刻着朵半开的玉兰花，花瓣的纹路里还嵌着点青绿，像是刚从枝头摘下来的。他用袖口蹭了蹭，钥匙突然发烫，掌心的旧疤跟着刺痛起来——那是去年在工地被钢筋划伤的，形状竟和钥匙柄的玉兰花完全重合。
“这钥匙能开你家的门。”收废品的老王头突然蹲在他对面，烟袋锅里的火星在阴雨天里格外亮，“上个月收的旧货，原主是个老太太，说等个左掌心有疤的年轻人来取。”他往林深手里塞了张泛黄的纸条，“地址在梧桐巷37号，门环是铜制的，上面也有朵玉兰花。”
梧桐巷藏在老城区的褶皱里，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乌，两侧的墙头上探出夹竹桃的花枝。37号的院门虚掩着，铜门环果然刻着玉兰花，花瓣的数量和钥匙柄上的一模一样。林深把钥匙插进去的瞬间，门轴发出“咔哒”声，像是有根生锈的发条突然转了起来。
院子里的石榴树正开得热闹，红得像团火。堂屋的门帘是蓝布印花的，掀开时闻到股檀香混着旧书的味道。八仙桌上摆着套青瓷茶具，茶杯里的茶叶还保持着刚冲泡的形状，旁边的线装书上放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圈蓝布条，和门帘的花色呼应。
“你终于来了。”里屋传来个苍老的声音，林深回头看见个穿灰布衫的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串玉兰花形状的念珠，“我等了你三年零七个月，再不来，这院子就要被拆迁队铲平了。”她的目光落在林深的左掌心，“这疤是去年三月初三划的吧？那天是我家老头子的忌日，他在梦里跟我说，钥匙该找新主人了。”
老太太的手指突然指向墙上的挂钟，钟摆停在三点十七分，钟面的玻璃裂了道缝，形状像把钥匙。“这钟是1943年的德国货，”她起身从钟摆后面摸出个铁皮盒，“我家老头子是修钟表的，当年给地下党修过发报机，这盒子里的东西，比他的命还金贵。”
铁皮盒打开的瞬间，林深的钥匙再次发烫，盒底铺着的蓝布上，整整齐齐码着十二把铜钥匙，每把的柄部都刻着不同的花：正月的梅、二月的兰、三月的桃……直到腊月的水仙，和他手里的玉兰花钥匙组成套完整的“花信钥匙”。老太太拿起那把梅花钥匙，柄部突然弹开个夹层，里面藏着张极小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37号地砖下”。
“1948年的春天，”老太太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念珠转得飞快，“国民党搜捕地下党，老头子把电台零件拆成十二份，藏在十二个地方，每个地方用对应的花信钥匙才能打开。他说等解放了，就把零件拼起来捐给博物馆，可没等到那天就……”她突然捂住嘴，指缝里漏出的呜咽声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
林深的目光落在八仙桌的抽屉上，锁孔的形状和桃花钥匙完全吻合。他把钥匙插进去，抽屉里露出个油纸包，打开后是个锈迹斑斑的金属零件，上面刻着个“春”字。老太太的眼睛亮起来：“这是发报机的调谐器！当年藏在城南的桃花庵，主持是我们的人，每次去都要带束桃花当暗号。”
窗外突然传来挖掘机的轰鸣，墙头上的夹竹桃枝被震得簌簌掉花。老太太抓起那把荷花钥匙塞进林深手里：“荷花对应的是护城河的画舫，零件藏在船底的暗格，船夫老张的孙子现在还在那边撑船，你报‘玉兰花开’他就懂。”她把铁皮盒往林深怀里推，“剩下的钥匙你拿着，我守着这院子拖住他们，拆迁队的王经理收了好处，早就想把这里改成停车场。”
林深刚跑出院门，就看见辆黄色的挖掘机正往院墙上撞。他回头望去，老太太正把那套青瓷茶具往窗台上摆，动作慢得像在进行场仪式。拆迁队的人举着铁锹冲进去时，她突然把念珠扔向挖掘机的驾驶室，玉兰花珠子在玻璃上砸出串白印，像朵突然绽放的花。
护城河的画舫在暮色里泛着昏黄的光，船夫老张的孙子是个留着板寸的年轻人，听见“玉兰花开”四个字，突然把船往芦苇荡里划。船底的暗格打开时，林深摸到个冰凉的金属块，上面刻着“夏”字，与桃花庵找到的“春”字正好能拼在一起。“我爷爷说，”年轻人的船桨在水里划出涟漪，“当年有个穿灰布衫的姑娘总坐这船，每次都带朵玉兰花，说要等个修钟表的来教她认时间。”
月光爬上船篷时，林深的钥匙突然指向西北方向。他想起老太太说的“花信对应节气”，荷花对应的是夏至，下一个节气是小暑，对应的花信是石榴。他摸出石榴钥匙，突然想起37号院的石榴树，树根下说不定藏着什么。
返回梧桐巷时，37号院的门楼已经塌了一半，拆迁队的人正举着电锯砍石榴树。林深冲过去抱住树干，电锯的锯齿擦着他的胳膊划过，留下道血痕。就在这时，树干里传来“咔哒”声，个暗格从树心弹开，里面的铁皮盒里装着刻着“秋”字的零件，旁边还有张泛黄的照片——穿灰布衫的年轻姑娘站在石榴树下，手里举着朵玉兰花，身边的男人正低头给她修怀表，眉眼和林深竟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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