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十一点的兄弟局
十一点后,真正的“兄弟局”才开始。
这时候来的,通常是三四个男人,声音压得很低,但情绪很浓。他们谈论的话题,和八点那批西装组完全不同。
我左后方那桌,四个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在聊养老。
“我爸妈现在住养老院,一个月八千。”秃顶男人说,“我和我姐分摊,一人四千。我老婆有意见,说我们自己也该存钱养老了。”
“八千算便宜了,”戴帽子的说,“我爸住的那家,一万二,还不包医疗。上次摔了一跤,手术费六万,医保只报一半。”
“孩子呢?能指望吗?”第三个问。
“指望不上。”最年轻的那个说,“我儿子在上海,房租就占一半工资,每月我还得贴他两千。他说要结婚,要我准备首付。我哪来的钱?把房子卖了?”
一阵沉默。酒倒得很快。
“有时候想,我们这代人最惨。”秃顶男人说,“年轻时候计划生育,中年时候下岗潮,老了孩子指望不上,养老靠自己。”
“还得长寿,”戴帽子的苦笑,“活太久了钱不够花,活短了又亏。”
他们开始算账:退休金多少,存款多少,能活到多少岁。数字越算越清晰,心情越算越沉重。
十一点半,一个男人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眼,脸色变了。
“养老院打来的。”他接起来,“喂?……又摔了?严重吗?……好,我马上过来。”
挂电话,他匆匆起身:“老爷子又进医院了,我得去。”
“需要帮忙吗?”
“不用,你们喝。”
他走了,剩下的三个人继续喝酒,但话题断了。
良久,有人说:“下次聚会,不知道还能不能聚齐。”
“别说丧气话。”
“不是丧气,是现实。老张去年心梗走了,老王查出来肺癌……下一个是谁?”
他们碰杯,这次碰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十二点,他们各自叫代驾离开。出门前互相拍拍肩膀,没说话。有些话不用说出来,都在酒里,在眼神里,在那些欲言又止的叹息里。
第四节:凌晨的逃亡者
凌晨一点,茶馆要打烊了。
但还有一桌客人没走。是个独自一人的男人,看起来五十五岁左右,面前摆着空酒瓶,眼神涣散。
服务员过去轻声提醒:“先生,我们要关门了。”
男人抬起头,眼睛通红:“再坐会儿,行吗?我没地方去。”
服务员看我一眼,我点点头。于是破例让他再坐半小时。
男人摇摇晃晃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美女,不介意吧?我就是……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没喝,开始说话——不是对我,是对空气,对命运。
“我今天退休了。”他说,“工作了三十五年,最后一天,部门年轻人给我开了个欢送会。蛋糕上写着‘光荣退休’,我切蛋糕时手在抖。”
“回到工位收拾东西,一个纸箱就装完了。三十五年,就值一个纸箱。”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这是最后一个月工资,扣完税,八千六。三十五年,最后八千六。”
他笑了,笑声像哭。说着:
“在回家路上,我在地铁里坐了一圈又一圈。不想回家。回家了干什么?看电视?散步?等死?”
“我老婆去年走了,癌症。儿子在国外,三年没回来了。家里就我一个人,回去面对四面墙。”
他盯着茶杯:“有时候真想跟着老婆一起走算了。但他走前跟我说:‘年轻人,你得好好活着。’我说好。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好好活。”
茶馆的灯暗了一半,打烊的信号。
男人站起来,身子晃了晃。我扶住他。
“谢谢。”他说,“我没事。就是……就是得找个地方,熬过今晚。明天再说。”
他走出茶馆,走进凌晨一点的寒风里。背影很单薄,像随时会被风吹倒。
服务员锁门时说:“这老先生来了三次了,每次都这样。听说以前是国企干部,风光过。现在……唉。”
我们站在关门的茶馆外,看着空荡的街道。城市睡着了,但有些人醒着,在黑暗里数着自己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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