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二年，十一月戊寅。
日南至，受元圭于大庆殿，赦天下。
辛巳，蔡京进封鲁国公。
以何执中为少傅、太宰兼门下侍郎、执政皆进秩。
这两位崇宁年间“志在逢君”的老搭档再次联手，又在那朝堂之上，再来一番的一唱一和。
然，这“志在逢君”是个错处麽？
这个麽？
不太好说。
皇帝这玩意儿，再往小里说，他也是个领导。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直属领导你也不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能说这话的也就是个羡慕嫉妒恨。
况且，一个国家的改革，是绝对离不开国家最高统治者支持的。
即便这“高高在上”的君主，只是个样子货。
你再看不起他，他再得位不正，那是他人品和家庭问题。也就说那是人家自己家的事。横不能一拍屁股把位置让你坐。
至少也得顾于颜面，面子上过得去吧？
没事干就把人按在椅子上，贴了脸喷人一脸唾沫，怎么说也不合适。更不要说，为了点自己的利益，暗地里就算计了人家的家产，挑拨人家的家庭关系了。
你真是看不上他，大可以辞官不做，不挣这个钱。
或者干脆一点，直接喊一声“岁在甲子”。
而且，这个文青皇帝也在做事，并不是一个啥都不干的废柴。
关于北宋的这场历经三帝改革，也是个众说纷纭。
安石之法的中心思想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其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对宋朝那微薄的商税重新进行规划和管理。
然，这样做并不是这王安石变法的全部，也不是熙宁变法的主要目的。
因为，北宋的王安石们除了想强化商税以外，还要借了此番的改革，去强化国家的财政集权。
强化君主对国家财源的掌控，才是王安石赢得宋神宗信任和强力支持的根本原因。
而恰恰是后一条，便是 “君臣相知”“戮力同心”这对元丰、元佑改革组和，分崩离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集权富国”一个是“富民图强”。
对于国家治理理念的巨大偏差，令元丰、元佑两党自然无法融合，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而蔡京，也是那场变法的亲历者。
原先也是个不明其中芥蒂。然，在崇宁，蔡京便效仿熙宁三年五月就被神宗诏罢三司条例司，再设讲仪司。
于是乎，朝堂上下，前殿后宫又是一片的哗然！
那雪片一样的札子又开始鹅毛般的，往那奉华宫里噼里啪啦的一顿狂砸！
倒不是因为这蔡京新瓶装了旧酒来糊弄人。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反攻倒算。
不过这事也怨不得蔡京，毕竟有那“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首谢曰:‘敢不尽死!’”的君前对答。
不过，话，虽说的漂亮，事，却做的不那么顺利。
不出几年，便是一个“彗出奎、娄”，御史台一封“蔡十条”便让那蔡京卷了铺盖，马不停蹄的到的杭州，为发展旅游观光去发挥余热了。
咦？
这“讲义司”是干嘛的？
就这么招人恨？惹得一大帮人去算计他？
哈，也不是一大帮人去算计他，而是弄出这样一个玩意出来，连皇帝都都忍不住要收拾他。
那叫一个上上下下都得罪了一个遍，而且，得罪的还挺全面。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八上说：“甲午，诏于都省置讲议司。蔡京既得志，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宁条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等十馀人为僚属。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 冗官、国用、商旅、盐泽……”
由此看来，言说这蔡京“志在逢君”却也是有些冤枉了他。至少从这“讲义司”的设立上，人也是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因为无论 “讲义司”也好，“三司条例司”也好，都是在明里暗里的架空三司。
架空三司，从表面上看，也能说得上一个利国利民。至少，能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提升官府的执行效率，至少，能改善宋朝军费空耗，滋生贪污的局面。
但是，宋代的“三司”，分别为盐铁、度支、户都。说白了，这都是朝廷为了集中财权而设置的重要机构。
这会儿你再弄出个三司条例司，或者讲义司出来，便又派生出一个足以制约皇权的势力来。
这样一来，朝廷肯定不愿意。因为，三司的存在就是为了朝廷集中财权才设立的。我们好不容易费事吧啦的刚弄过来，你就舔着脸的伸手就来拿？没讲理的地了是吧？
况且，你这是做的，跟从别人碗里抓米饭是一个概念啊！洗不洗手的是一回事，至少这态度，是个人都接受不了！没抄凳子摔你，就已经算脾气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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