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讲得不是很生动，甚至有些枯燥，像个照本宣科的老师，但他的条理异常清晰，态度更是无比诚恳。
他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最朴实、最直接的方式，将那些冰冷、复杂的法规条文，一点点地拆解开，揉碎了，再喂到他们嘴里。
他指着另一条：“还有这个，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条例附件二里有明确的计算公式。每人每月多少钱，是根据本市上一年度的平均租房价格来的，不是谁拍脑袋定的。”
他又翻到一页，指给小张看：“你刚才提到的车位问题。你看这里，政策原文是‘鼓励开发单位优先满足被拆迁居民的车位购买需求’，用的是‘鼓励’和‘优先’，而不是‘必须’和‘无偿赠与’。
那个姓刘的跟你们说‘一户一车位’，这从根本上就曲解、夸大了政策！”
工人们听着郑建国的解释，情绪逐渐平稳下来。那股被欺骗、被愚弄后，无处发泄的狂躁怒火，在事实的清泉浇灌下，渐渐熄灭，只剩下被骗后的冰冷和后怕。
他们看到这个穿着警服的负责人，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架子。 他没有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也没有用“这是规定”来堵住他们的嘴。他甚至主动承认了他们情绪的合理性，理解他们的处境。这种平等的姿态，是他们在与“宏远集团”那些西装革履的经理们打交道时，从未感受过的尊重。
他更没有敷衍了事。 如果是敷衍，他只需要三言两语把责任撇清，然后给他们一个信访办的地址。但他没有。他搬来了那么厚的资料，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把自己讲得口干舌燥，就是为了让他们这几个普通工人，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得明明白白。这种“较真”的劲头，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当“人”来对待的，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维稳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他是在实实在在地帮他们想办法、指路子。
郑建国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水，润了润干涩的喉咙，继续说道：“现在，理儿我们是理清了。但光理清了没用，咱们得把钱拿回来。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做两件事。”
他伸出两根手指。
“第一，你们得立刻停止之前那种围堵、静坐的方式。这种行为，于法无据，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容易被‘宏远集团’抓住把柄，说你们‘寻衅滋事’，倒打一耙。到时候，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老李和小张听了，脸上都露出惭愧的神色，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郑建国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要把‘宏远集团’的口头承诺，变成板上钉钉的证据！”
“证据？”小张猛地抬起头，“可……可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啊！当初那个姓刘的，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落到纸面上，说什么是‘内部操作，不能留痕迹’！”
“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郑建国眼中精光一闪，“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们回去，立刻发动所有签了字的工友，大家一起回忆。那个姓刘的，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当着哪些人的面做出这些承诺的？有没有人当时录了音？拍了视频？哪怕只是一张照片，一段模糊的音频，都可能成为关键证据！另外，他承诺的‘一万八’、‘一户一车位’这些具体内容，你们每个人都写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签上字，按上手印。记住，越详细越好！”
郑建国的一番话，像是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猛地拉开了一扇窗。阳光虽然还未完全照进来，但刺眼的光亮已经指明了窗户的方向。
虽然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工人们的钱也还没有回到口袋里，但他们心中那艘因迷航而绝望的船，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之后，终于重新看到了灯塔，找到了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
郑建国看到大家已经彻底冷静下来，便当机立断，拿出手机给开发商的对接负责人打了电话，
“嘟……嘟……嘟……”
沉闷而规律的拨号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响起，每一声都像敲在工人们的心上。
电话接通了，一个略显油滑的声音传了出来：“喂，哪位？”
郑建国的声音瞬间变得冷静而官方，不带一丝个人情绪：“刘经理吗？我是市局的郑建国。”
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随即语气变得客气起来：“哦！是郑局啊！您好您好！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指示？” 那个“指示”二字，被他咬得格外圆滑。
“指示谈不上，”郑建国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压力，“是关于你们宏远集团拆迁户补偿款的问题。现在，有三位工人代表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对你们之前承诺的补偿标准，和我们市局公示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他特意加重了“严重质疑”四个字。
电话那头的刘经理立刻打起了哈哈：“哎呀，郑局，这事儿肯定是有什么误会！您知道的，我们公司那么大，下面的人办事可能话说得不太清楚，回头我一定好好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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