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晓兕闭上眼，仿佛看见当年的场景：
尚书省政事堂内，烛火通明。吏部侍郎呈上拟任名单，源乾曜逐一审阅。当看到“姜氏子拟司门郎中”时，这位老臣的眉头微微蹙起。
“此子何功？何能？”他的声音不高，但堂内瞬间安静。
有人低声解释：“其舅姜皎有荐……”
“郎官之位，关系一部之纲纪。”源乾曜打断，声音平稳却毫无转圜余地，“非才望出众、历练成熟者不可轻授。资浅者居之，何以服众？何以理事？”
他提起朱笔，在“司门郎中”旁批“未称”，改为“太子谕德”。
彼时李林甫刚因舅氏姜皎的关系踏入仕途不久，任太子中允（正五品下）。他或许就站在堂外某处等候召见，或从同僚口中听闻此事。那句“资浅未称”，像一记无形的耳光，不仅掴在姜氏子脸上，也掴在所有试图凭借姻亲关系快速晋升的年轻人脸上——包括李林甫自己。
更微妙的是时间点。源乾曜驳斥姜氏子是在开元十年左右，而张说案发生在开元十四年。这意味着，当四年后两人在御史台“会审”张说时，李林甫心中记得的，仍是当年那个让自己家族难堪、阻断亲戚晋升之路的老臣。
贞晓兕继续翻阅，找到另一条记载：
“乾曜晚年多病，屡乞骸骨。时林甫已迁御史中丞，掌监察，未尝赴宅探问。及乾曜卒于开元十九年，林甫代其侍中职，并无追谥、抚恤之请，礼数甚薄。”
冷淡至此。
如果两人真是史书隐约暗示的“倒张同盟”或“政治旧交”，绝不可能在长达五年的共事期（开元十四年至源乾曜去世的开元十九年）里，官方记录仅留下“同鞫张说案”这一条公务交集，而私交记录完全空白，甚至在源乾曜病重致仕、去世前后，已跻身权力核心的李林甫表现出近乎刻意的疏离。
贞晓兕的分析笔记，写在单独的札记册上：
“这是李林甫人格结构的一个关键剖面。他极度记仇，也极度善于隐藏仇恨。源乾曜当年那场基于原则的‘压职’，在年轻李林甫心中埋下的不是愤怒（愤怒是外露的情绪），而是一种冰冷的认知：这些倚老卖老、拘泥于‘资历’‘才望’等抽象标准的老派清流，是晋升路上必须绕开或利用的障碍。他们的‘原则’不是值得尊敬的操守，而是可供计算的变量。
所以在张说案中，他精准地将源乾曜‘物化’为工具——利用其‘刚正不阿’的声誉来为审讯背书，利用其‘奉命行事’的被动性格来确保程序顺利推进，最终利用其签名来撇清自己的主谋嫌疑。源乾曜至死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在堂下垂手而立、姿态恭敬的年轻郎中，早在四年前就将他归入了‘需克服的障碍’名录。
而李林甫也从未试图‘化解’这段旧隙。因为在他早期的权力算法里，情感修复是无效运算，消耗资源且未必可靠；只有精确的计算与冷酷的利用，才是最优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李林甫大权在握时，对源乾曜的后人并无照拂——在他眼中，源乾曜从来不是‘自己人’，只是一块曾经挡路、后来被巧妙搬开（且搬开时还压垮了更大的对手张说）的石头。石头的感受，不在计算之列。”
贞晓兕点亮第三盏油灯，将三份关键文件并置案上：
左侧：《宇文融开元十三年奏请检括游户疏》副本，上有张说朱批“劳民伤财，不宜妄动”八个大字，笔力凌厉，驳回之意跃然纸上。
中央：《崔隐甫请调回中枢书》抄件，日期为开元十二年，末尾有宰相批注“外任亦是为国，宜安其职”，无署名，但笔迹与张说相近。
右侧：《李林甫开元十四年刑部考课记录》，评语“勤勉慎密，可堪大用”，考绩列为“上中”。
她取出一张自制的桑皮纸，开始绘制关系图。墨线纵横，人名以不同颜色标注，箭头指示关联：
宇文融（红色）
动机：政策复仇+权力扩张
核心诉求：推行的“检括逃户”改革触及贵族豪强利益，张说代表反对阵营。张说不倒，改革寸步难行。
资源：掌控财政系统，有独立于宰相的皇帝信任，擅长搜集经济罪证。
行动：暗中收买张说府中术士与亲吏，准备“贪奢”“迷信”证据链。
崔隐甫（黑色）
动机：个人恩怨+回归中枢
核心诉求：被张说压制在外多年，渴望回长安掌握实权。
资源：武将背景，熟悉刑讯，与禁军系统有联络。
行动：负责审讯环节的“压力施加”，确保口供按需产出。
李林甫（深蓝）
动机：晋身投名状+测试权力算法
核心诉求：从边缘郎官进入皇帝视野，建立“有用”形象。
资源：法律专业知识（刑部），对玄宗心理的初步揣摩，隐藏于幕后的策划能力。
行动：提供罪名设计（将个人恩怨包装为“国法”问题）、节奏把控（何时递刀）、风险规避（躲在宇文融、崔隐甫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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