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六的遭遇中，我们也能大致推断出当时饥荒的情况。首先，郭六丈夫走后，她靠做女红能在短时间内养活三口人，这说明饥荒的程度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其次，乡里还有男人用财物来诱惑她，这就表明饥荒并没有波及到每一个人；再者，郭六卖身赚的钱，除了养活家人，还能买一个女孩，这也说明，当时还是有一些人生活富足，饱暖思淫欲，而且货币还能买到粮食，饥荒真的不算特别严重。
可问题来了，既然饥荒不算太严重，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人伦惨剧呢？明明村里储备了一些救灾的粮食，只要村长在饥荒来临时开仓放粮，村民们哪怕只能喝上一碗粥，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那么，如果有救灾粮，这些粮食究竟去哪儿了？如果村长不开仓放粮，往年收的那些储备粮又去了哪里？
面对这两个尖锐的质问，郭六公婆那句“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看似维护了自家的尊严，实则是典型的顺民话语，客观上帮村长推卸了责任。给郭六什么样的名分，或许可以算是家事，但造成这一伦理悲剧的根源，村长绝对难辞其咎。丰收的时候，百姓们辛苦劳作，把粮食缴纳给村里；灾荒年，村里理所当然有义务开仓赈灾。所以，村长的不作为，或者贪污克扣救灾粮，就是在把人往绝路上逼，就是在逼良为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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