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邢恕的蛊惑之前,蔡确因为神宗病情的突然急剧加重就已经在立储一事上慌了手脚。一来神宗之前并没有下达过明确的册立太子的旨意(只是说让赵佣出阁),二来此时的神宗已不能开口说话,所以这册立太子之事就显得非常棘手。可是,如果神宗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甚至哪天突然就驾崩了,那么这事就会更加难办。作为“托孤”大臣,蔡确深感责任重大但又无计可施,他去找到首相王珪商量此事,可他明显找错了人。王珪这种胆小怕事之人怎敢在涉及皇位接班人的问题上拿什么主意,这不是要吓死他吗?面对蔡确请议储君的建议,王珪直接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选择了闭目而不答。
就在蔡确焦头烂额之际,从宫里传来的一个声音更是加剧了他的焦虑和紧张。这天京城各位高官勋爵的女眷按照常礼进入皇宫与皇后和皇太后见面叙话拉家常,中途神宗的老婆向皇后把蔡确的母亲单独拉到一旁,她告诉蔡母回去之后一定要让蔡确会同王珪等宰辅大臣尽快确立神宗的接班人,向太后还警告说此事他们二人若不能处理妥当必成国家的罪人。
蔡确闻言不禁汗流浃背,照向皇后这话的意思,神宗目前随时都会有驾崩的可能。于是,蔡确相继去联络了诸如韩缜、安焘、李清臣等宰辅大臣商议立储之事,可这些人仍然和王珪一个态度——此事不可轻举妄动。
拥立储君确实是一件看上去收益极大的事,可这里面的风险同样巨大,已经位极人臣的这些大宋高官们在这件事情上必须慎重。立储之事毕竟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兴衰荣辱,再者说这事若是成功了倒好说,可一旦拥立的人没有当上皇帝,那么他们这辈子的政治生命可就彻底完了。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王珪等人在这个极度敏感的时期为何会保持沉默了,可蔡确不能沉默,他可是当初受了神宗的重托要拥立皇子登基的“社稷之臣”。
正当蔡确为此事而寝食不宁时,在京城一众高官里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芝麻小官的邢恕走进了蔡确的宰相府大门。
邢恕这个人在此之前就是一无名之辈,但此人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地往上爬,而且还因为自己总是夙愿难遂而变得心理扭曲。这个人不但是现在正准备搅动历史风云,而且在今后的新党和旧党的激烈党争中也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要知道他后来可是官至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有这样的人在何愁大宋的朝堂将来不热闹。
邢恕现在既然只是京城里的一个芝麻小官,那他怎么就跟当朝宰相蔡确之间交情甚厚呢?
邢恕早年师从理学宗师程颐程颢兄弟,靠着这层关系再加上他文笔了得,于是乎程氏兄弟的这个高徒就也跟司马光和吕公着甚至是王安石混得很熟。当然,他只是一个小辈,这些大佬们当时也就把他当一个前途无量的后生来看而已。熙宁年间,邢恕进士及第后被派到永安去当县主簿,如此可以看出他这次考试显然是考砸了,而且他不想去永安那个鬼地方当什么主簿。让人惊掉下巴的是,邢恕最后竟然就真的心想事成,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反正他经由吕公着的推荐而留在了京城担任崇文院校书。
进士及第之后就能留京担任馆阁官员几乎是所有考生的梦想,可邢恕这么一个考试排名至少在两百名开外的人竟然留京任职了,一时间邢恕好不春风得意,而且他的这张人际关系网也着实让人羡慕不已。此外,邢恕因为其大才之名还和当时刚刚主政的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成了好朋友,但也正因为他在王雱面前口无遮拦地对新法口出狂言肆意攻击而让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谷底之旅——他被外贬为延陵知县。
福祸难言的是,这个延陵县后来被撤销了,而邢恕也没有得到其他的差遣,于是他就混成了如今我们都羡慕的模样——有官无职的社会闲散人员,每月工资照领但什么活儿也没有。摊上这种好事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到处旅游了,邢恕这一游就是整整七年。
或许我们会觉得邢恕的日子很爽,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是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当大官)的人,可他的整个大好青春都被荒废了,这事换了是谁都会被气得心理变态。
熙宁十年,随着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从而正式退出政治舞台,邢恕的命运也跟着发生转变。在王安石的亲家吴充当上宰相后,邢恕又官复原职回到了京城担任崇文院校书,不久又连续被提拔先后担任馆阁校勘、历史馆检校。吴充倒台后蔡确成为了新任宰相,因为吴充和蔡确这两人是死对头且邢恕也被公认为是吴充的人,这让邢恕再次感觉自己的前途黯淡无光。但是,眼看邢恕就要倒大霉,拯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神仙大哥这时候却降临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阴差阳错,神宗皇帝某天突然读到了邢恕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是《送文彦博诗》。
看见没?邢恕虽然是个后生晚辈且在官场混得不怎么样,而且他后来在文学经义上也没什么太大的长进,更没有像苏轼、王安石那样自成一家,但此人的交际圈着实牛出边界。大宋的顶级大臣和政界名流几乎都是他的朋友,此时已近八十岁的前宰相文彦博竟然都跟他是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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