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完了苏轼与王安石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神宗皇帝。身在开封的他时刻记挂着他的“师友”王安石的身体安危，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其实比王安石还要堪忧。年逾六旬的王安石如今在悠游闲散中等待着自己的宿命之日，可神宗在自己时日无多的余生里却是整日都思虑深沉。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神宗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皇位接班人和西夏。
关于西夏的问题，我们在说到王安石和苏轼的金陵之约前其实就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在公元1084年的这一整年里，宋朝在宋夏两国的新一轮军事对决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兰州城下的大捷，泾原路对西夏的两次越境攻击都取得大胜且满载而归，叶悖麻、咩讹埋兵犯鄜延路最终兵败身死，让神宗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仁多伶仃入寇泾原路也同样遭遇大败且人多伶仃本人还被宋军当场阵斩。如此形势之下，西夏被迫就此服软并再度向宋朝请和。如果说宋朝在元丰西征期间尤其是后期损兵折将无数，那么此时的宋朝已经连本带利地将这笔债给要了回来。
如此看来，宋朝对西夏采取主动进攻未必是上策，而带有明显进攻性质的防守反击对西夏而言却是招招致命。遗憾的是，神宗的这一领悟来得太晚了，而且这是他在身心备受摧残之后才得出的经验和教训。更遗憾的是，这个经验和教训的获取竟要让他以生命为代价去交换。
某些史学家以及那些所谓学者和专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说神宗的元丰西征不但大败而还而且劳民伤财甚至祸国殃民，即使是那些相对温和的人也总是说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皇帝，这论调听起来似乎宋朝在元丰年间被西夏吊打得不成人形。这些人但凡真的读过这一时期的史书就不应该这样睁眼说瞎话，要不这类人就是非蠢即坏。
这些人的眼里只看到了元丰西征和永乐之战，而且还对元丰西征期间种谔、李宪和刘昌祚的大胜避而不谈。他们的眼里和嘴里只有宋军在灵州城下的败退，只有被冻饿致死的士兵和逃散的民夫，西夏在这次战争里所损失的绝对不少于宋朝的兵将粮草以及战后的满目苍夷他们都闭口不谈。
最重要的是，对于在这之后的两年里宋夏总体形势的战略移位他们更是直接选择当了瞎子。神宗驾崩前西夏已经在宋朝的军事和经济双重打击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濒临亡国之祸以至被迫乞和，但这些都被喜欢听他人言传的“半罐水”给忽视或遗忘，有些喜欢炫耀学识的大嘴甚至压根就不知道元丰西征之后宋夏两国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如此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神宗在元丰西征结束后的数年时间里整日郁郁寡欢意志消沉然后在悲痛和悔恨中可悲地抑郁而死，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相信如果把这些人和这些一知半解的大嘴与神宗互换一下角色和位置，那么当他死去的时候他定然不会对自己进行冷嘲热讽，他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意志坚强斗志旺盛且打残了西夏的一代英明神武之君，更是堪称大败之后不气不馁并成功雪耻的一代人杰。
站着说话不腰疼，斧钺加身方知悔，此可谓丑类耳。
强大宋朝的武备，让西夏彻底臣服，收复燕云十六州——从少时立此大志开始神宗就从未背叛过自己的誓言。他为之而去努力过，奋斗过，荣耀过，也失败过，痛苦过，甚至因此而英年早逝，可他始终未曾懈怠过。他心中的这团烈火更是未曾熄灭过，哪怕是他因为前方的战败而当着群臣的面无法自禁地哽咽泣下也无法浇灭他胸中的那一番雄心壮志。
西夏主动向宋朝请和这事发生在公元1084年12月，而神宗经略西夏的努力也到此为止，这不是他不想再努力，而是他有心无力。能带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去面见自己列祖列宗，想必神宗也应该能够昂起自己的头。相比真宗和仁宗以及他的父亲英宗在军事上的懦弱和疲弱以及不思进取，他完全有资格在这方面得到太祖和太宗皇帝的肯定甚至是对其抚脊相慰。
对于西夏，神宗力尽于此，而另一个让他放心不下的便是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公元1084年3月，神宗将前宰相文彦博召入开封并在琼林苑为其设宴相迎。这并非是神宗准备再对文彦博委以重任，他此举只是为了能够将文彦博这个保守派的领袖级人物拉出来做个姿态，其目的就是希望保守派和变法派能够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和解以便为将来的新君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令人叹息的是，神宗的这个想法和愿望最终只会证明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太过天真将会有多么的贻害无穷。
不久之后，神宗再又于集英殿大宴群臣，这一次他直接将自己年仅七岁的长子赵佣（此时还未改名为赵煦）也一并带来出席并侍立于他的左右。这是未来的哲宗皇帝第一次与大宋的文武百官相见，神宗的用意已经非常清晰了，而大臣们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他们随即在宰相王珪的带领下对神宗当廷参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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