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苏轼的人生进化之旅，我们再把时间倒拨回他出狱时的公元1079年12月。不是说这个时段有什么大事发生，而是想顺便在此提一下在他出狱的前两个月宋朝的太皇太后曹氏以六十三岁的享年寿终正寝。
曹太后、吴充、王安石，这三者各自的拥趸都说苏轼之所以最后没有被神宗皇帝杀头正是因为他们当中某个人的劝告对神宗赦免苏轼的死罪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实际情况我们前面也说了，神宗其实本就无意杀掉苏轼，与其非要说他们有功劳还不如说苏轼行将被砍头本就是外界的一种过度反应。当然，我们也无意否认这些人在乌台诗案当中确实为苏轼费心和出力不少。
之所以要拐个弯谈及曹太后的离世，这是因为宰相大人吴充就是因为此事而坚定了要交出相印的决心。我们在说到乌台诗案之前就已经交代了吴充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皇帝不再信任他，另一位宰相王珪开始暗中挤兑他，参知政事蔡确则是处处跟他顶牛。这还不算完，就在这个关口又有流言说当初率军讨伐交趾的郭逵之所以驻兵富良江而不攻击交趾的首都正是吴充的暗中授意，因为此事神宗还特意下令把郭逵扔入大牢已查劾这个传言的真伪。
这件事后来虽然被查证是谣传（当时担任枢密使的吴充在书信中是要郭逵持重进兵，而非止其进兵），但本就患病在身的吴充却是因此而被吓了个半死，他的病情也随之加重。等到曹太后过世之后，吴充身为首相本应带领百官为曹氏治丧，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到了无法出门的程度。此时的吴充如果再不识趣请辞，那么等待他的必将是言官的猛烈弹劾，毕竟在宋朝谁都可以尸位素餐，但就是当宰相的人不能。
公元1080年3月，在前后七次上表请辞后，神宗终于是同意了吴充的奏请，他被罢免宰相之职改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由于他因为健康原因而不便于出京担任大藩长官（比如西京留守或江宁知府），所以他就被恩准留在了京城养病，但神宗仍然下令每月给他额外发放大藩长官的职务津贴。遗憾的是，吴充却没有什么福气享受这份天恩，在被罢相一个月后他就驾鹤西去，享年六十岁。
吴充这一走让当朝的另一位宰相王珪就此成了独相，王珪也终于是体验了一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不过，王珪心花怒放之时，神宗皇帝或许也是长出了一口大气，因为随着吴充的罢相也就意味现如今的两府大臣当中再不会有人会在皇帝面前发出什么违和之音。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神宗皇帝开始向他的臣民展现他的真实面目，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这个之前看似温文尔雅的皇帝其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都隐藏着一颗想要让君权高度集中的王霸之心。
在将年号改为元丰之前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赵顼是一个强势君王，熙宁年间的那个神宗皇帝实在是太民主了，以至于让某些大臣都觉得他很好欺负，但实际上他才是那个真正深藏不露的狠人。神宗登基以后不久便重用王安石并不单单只是为了想要尽快变法图强，他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借助王安石的力量去对付那帮总是把他当成小小少年的三朝元老，比如说韩琦、富弼和文彦博。后来的结果如神宗所愿，王安石确实功力深厚，在他为相期间他不但让新法在全国全面铺开，同时也将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大臣几乎全部打倒并外放出京。在王安石大发神威的岁月里，神宗就像是一个在一旁虚心受教的学生，等到王安石身心俱疲并功成身退之后，神宗也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如火如荼的“熙宁”成为历史，当风云激荡的“元丰”大幕开启，此时已到而立之年的神宗皇帝已然成了一个极具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的政治家。
有一个事实可能被我们很多人都给忽略了或是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宋神宗赵顼可以说是北宋所有皇帝里面在个人集权这方面做得最狠的皇帝，这一点就连太祖和太宗两位皇帝都不及他。简而言之，无论是太祖还是太宗其治国的方式都是希望能够和文官集团通力合作以实现国富民强的宏愿。换言之，皇帝和大臣虽然是君臣但实际上却是合作伙伴，凡是军国大事我们都是一起商量着来办。但神宗呢？他心高气傲，他志存高远，在王安石的身后蛰伏已经十年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深得帝王之道和治国之道，因而在他掌权之后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什么合作伙伴，他需要的只是听话的办事员，因为他自信自己永远正确，下面的人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事就行了——正如他的老师王安石曾经所做的那样。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闲扯几句。
恕我直言，真正的法家信徒从来都崇尚专制和独裁，而非什么民主，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有为之君和治世能臣在行事风格上也都是秉持着“外儒内法”的一贯作风。我更想说的是，那些以“以儒治国”而闻名于史的皇帝从长远来看往往都是整个帝国的掘墓人，导致一个国家最终腐朽并灭亡的所有积弊几乎都是在这种皇帝当国时开始滋生或发酵。如果说慈不掌兵和义不掌财是真理，那么“仁不当国”也应该是真理。正所谓慈母多败儿，纯粹的仁君则是多败国，如果说隋炀帝是“过在当代而利在千秋”，那么某些所谓的仁君则是“利在当代而祸及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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