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彦博差人送来的枢密院章印，王安石当然不会也不敢接下，赵顼也在第一时间派太监去传谕文彦博等人不得居家待罪并让他们马上回去正常办公，可枢密院的这三位大佬却是拒不受命。文彦博继续他的以退为进之策，他说自己才德浅薄所以屡遭御史弹劾，此时又是待罪之身，所以他不便回枢密院上班。
文彦博不但不肯重回枢密院，而且他还命人把王安石退回来的章印再次送到中书省。王安石再次命人拒收，就在双方你推我挡之时，赵顼派来的太监带来了赵顼的口谕：枢密院不得将本院的章印交由中书省，文彦博等人立马回去上班。
面对皇命，文彦博收回了章印，但这复工的事他还是予以了拒绝，理由还是之前的那个：不是我们想违抗皇命，而是张商英对我们的指控非常严重，此事如果不查个明白，我们即使回去上班也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如果张商英的指控属实，那么我们理所应当地就应该被罢免，反之，张商英就得承担诬告之罪。总之，此事必须得有个交代和说法，要不然不能平众人之口。等到一切都水落石出之后，请陛下再治臣等此次违命不遵之罪。
文彦博不愧是政坛老手！他的这些漂亮话几乎让赵顼找不到任何动怒的理由，而且赵顼还得忍气吞声地接受他的要挟：要么你把我们罢免了，要么你把张商英给收拾了，反正二者你只能选其一。要不然，我们就绝对不会重回枢密院上班！
换了你是赵顼，你会怎么抉择？一个枢密使，两个枢密副使，而那一边却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史，二者的分量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如此，张商英的悲剧也就此铸成，他的后台老板王安石在政治斗争这方面的表现着实不敢让人恭维，如果王安石能有吕夷简一半的整人智慧和手段，那么相信文彦博等人早就回家抱孙子去了。况且，在这一事件当中张商英也没有事先跟王安石通气，等到事情已经彻底没法收场的时候，王安石即使有心出力帮助张商英也已是为时已晚。
因为此事难以抉择，也考虑到张商英是王安石的人，赵顼特意将王安石找来商量此事应该如何处置。王安石能说什么？难道他能建议赵顼直接把文彦博等三人给一锅端了？那样他可就成了典型的打击异己的恶人了，文彦博现在已经摆出了搏命的架势，甚至可以说已经把刀递给了王安石，可王安石敢砍吗？显然不能！如此一来，他也就只能忍痛牺牲掉张商英。
经过一番博弈之后，文彦博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他继续回到枢密院理事，而张商英则因“参劾不实”而被贬为光禄寺丞、监荆南税。张商英就此在官场上开始沉沦，终神宗一朝他都没有再有大的作为和升迁，直到十四年后他被任命为开封府的推官才算是再又东山再起。不过，这对张商英而言也并非坏事，年轻人受点教训和挫折对其往后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如若不然他也未必会在今后成为大宋的宰相。
张商英出京之后，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仍在继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不管张商英此次弹劾枢密院的领导班子的行为是否受了王安石的指使，即使纯粹就只是张商英的个人行为，但枢密院这边都会把账给记在王安石的头上。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尚且如此，那么不是君子的凡人和小人又岂能对他人的伤害一笑置之呢？再者，市易法——这个极其严重地损害甚至是斩断了京城里权贵阶级经济利益的新法已经实施了大半年了，如果再容许王安石继续这么搞下去，那么所谓的权贵阶级就只剩下权而没有了这个贵。因此，王安石这个人就成了他们必须尽快除去的祸患，只要他一倒台，新法瞬间崩塌。
令人头疼的是，这个事情却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一来当今圣上和王安石穿的是同一条裤子，二来保守派如今实力大损且唯有文彦博独自一人在扛旗，但即使如此也正因如此，文彦博才会更加竭心尽力地去做这件事。于他而言，废除新法尤其是这个市易法已经不再是什么个人私怨和党派之争，而是在为民请命，如他所言，市易法是在与小民争利，实乃祸国殃民之法。当然，如果能够以为民请命之名把他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给争取回来自然更是美事一桩，这顺带着还能把自己的私仇给报了，如此可谓是一箭三雕。
在君子的世界观里，即使是报仇也得有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这话对于伪君子来说也同样适用，而且这类人即使没有由头也能制造出一个由头并以此让自己的复仇行为变得名正言顺行更顺。他们这种人不等待机会，他们会创造机会。
转过头来说赵顼。
此次事件对他而言无疑具有警示的教育意义，身为君王竟然被大臣给要挟了，而且还被迫向其低头，以赵顼那看似柔弱但实则高傲的心性来讲，他对文彦博胆敢唆使两位枢密副使与他一同罢工的行为定然是震怒不已，甚至在处罚张商英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正在禁受莫大的耻辱。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为什么古代的各位皇帝会那么痛恨大臣结党，因为臣子一旦党成就会严重威胁和制约皇权，就如赵顼这样——明明想把文彦博、吴充和蔡挺一起给罢了，但又不能也不敢，因为这很有可能导致保守派的官员来一个集体大罢工。难道要让变法派一家独大吗？这反而会让赵顼更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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