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听雨书院，循着渐远的墨香向东而行，月余后，一片飞檐翘角的建筑群出现在平原上。
戏台前的广场长满了半尺高的杂草，朱红的立柱斑驳褪色，台口的“出将”
“入相”匾额蒙着层灰，只有檐角的风铃还在风里轻轻摇晃，发出细碎的声响——这里便是曾名震一方的“梨园村”。
戏台后台，一位穿着褪色戏服的老妪正在描眉，她姓梅，年轻时是村里的台柱子，大家都叫她梅老板。
她握着眉笔的手微微颤抖，却仍精准地勾勒出柳叶眉的弧度，镜中的面容虽布满皱纹，眼波流转时却仍带着当年的风情。
“这出《贵妃醉酒》，我唱了五十年，”她放下眉笔，声音里带着戏腔的婉转，“水袖要甩得像云，眼神要柔得像水，差一分都不是杨玉环。”
艾琳娜望着台下空荡荡的座椅，木板大多腐朽断裂，椅面上的雕花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
“梅老板，以前看戏的人很多吧？”
“多到要提前三天占座，”梅老板叹了口气，指了指戏台两侧的厢房，
“那里是茶水间，听戏的老爷太太们在里面嗑瓜子、品茗，丫鬟们跑前跑后地添水；台下的站票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卖糖人的、递毛巾的，比戏还热闹。”
她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摸出个漆盒，打开是几叠泛黄的戏本，上面用毛笔标注着唱腔、身段，有的地方还贴着小纸条，写着“此处需含泪”“转身要慢”。
小托姆拿起一本《霸王别姬》的戏本，纸页边缘被翻得卷起，上面的墨迹有浓有淡，显然是反复修改过的。“这些是您当年的演出笔记？”
“是‘梨园秘本’，”梅老板的声音带着自豪，
“每代角儿都要添新注，我师父在上面记过1945年的演出，说那天刚解放，台下的士兵看完戏，举着枪喊‘打倒反动派’，声浪差点掀了戏台顶；
我母亲记过1960年的饥荒年，说大家饿着肚子还来听戏，她唱到‘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时，台下一片哭声。”
她指着最破旧的一本，“这是我祖师爷的，上面还有他用胭脂画的脸谱。”
顺着戏台后的小路往里走，能看到更多废弃的建筑，有的是戏服库房，挂满了绣着龙凤的戏袍，丝线被虫蛀得酥脆；
有的是乐器房，京胡、月琴散落一地，琴弓上的马尾掉得只剩几根。
“那是鼓师张爷的住处，”梅老板指着一间塌了半边的土房，
“他打鼓不用看谱，听着唱腔就知道该在哪起板，当年梅兰芳先生来村里，还特意跟他学过《宇宙锋》的鼓点。去年张爷走了，这鼓点就没人会了。”
正说着，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辆面包车停在村口，几个年轻人扛着音响设备往里走，为首的拿着麦克风喊：
“乡亲们，免费看戏了！现代歌舞，保证精彩！”几个老人拄着拐杖凑过去，却被震耳的音乐吓得直往后退。
“你看，”梅老板的声音低了些，“他们说这是‘新潮流’，比我们这些老戏好听。
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水袖要练三年才能甩得圆，唱腔要吊十年嗓子才能亮，一个眼神、一个台步，都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哪是随便扭扭就能比的。”
她拿起一件绣着牡丹的帔，“这上面的金线要一根一根绣，一朵花要绣七天，现在的机器绣得再快，也没这活气。”
傍晚时分，夕阳把戏台的影子拉得很长，梅老板突然穿上戏服，说要给众人唱一段《穆桂英挂帅》。
她走到台中央，定了定神，随着自己清唱的节奏抬手、转身，水袖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眼神凌厉时像真的要出征，眉宇间的英气丝毫不减当年。
唱到“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时，她的声音突然拔高，清亮得像穿透了云层，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
小托姆突然指着戏台的横梁，那里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有的旁边标着日期和剧目：
“某年某月，梅巧玲在此演《雁门关》”“某年某月，程砚秋在此演《锁麟囊》”。“这些是以前的名角留下的？”
“是‘梨园印记’，”梅老板望着横梁，眼神悠远，“每个角儿唱红了，都要在这里刻下名字，说戏台的木头能记住最好的唱腔。
你看这个‘梅’字，”她指着其中一个刻痕，“是我十八岁时刻的，那天我第一次唱《贵妃醉酒》，台下满堂彩，师父说我总算没丢梅家的脸。”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老人自发地来到戏台，有的打扫座椅，有的修补乐器，还有个老裁缝带来针线，缝补那些破旧的戏服。
梅老板的孙女也从城里回来了，她学过新媒体，说要把奶奶的唱腔拍下来，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知道老戏的好。
当梅老板再次登台时，台下竟坐了不少人，有老人，有孩子，还有些闻讯赶来的年轻人。
她唱的还是《贵妃醉酒》，水袖翻飞间，台下响起了久违的掌声，虽然稀疏，却格外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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