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佞臣就是这样“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他从东宫开启政治生涯，后在国子监任职，又走到御史台，然后进入尚书省，还当过中书令，六部里除了工部其他部门都干过。恐怕没有人能够比他更了解赤霄王朝的行政机制。
他在任期间，推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时像一台机器，有条不紊；有时像一位艺术大师，写意潇洒。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风格：去繁就简，顺应形势。
既然均田制已经破坏，那么就重新颁布均田令，量入为出，征收赋税。既然有人广占田土，有人家无寸田，就按照财产与人丁情况征收地税与户税。
既然京城缺粮，那就让关中百姓不用上交布匹绢麻，全都折换成粮食。既然江南输粮麻烦，那就让江南百姓只用上交布匹，朝廷再用这些布匹就近购买百姓手中的余粮。
既然折冲府已经征不到兵，那么就直接召募的长住边境的兵防健儿，这样山东（崤山以东）各州郡不必受征兵之苦，边地也能扩充军队。
……
相比较道德文章，苏佞臣更相信制度和律法的力量。
苏佞臣“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官员的升迁必须要“循资格”，就算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也得老老实实遵循法度。在那些惊才绝艳，不甘寂寞的文人眼里，这不正是“嫉贤妒能”的体现吗？
太初二十五年（737），刑部断狱，天下死囚只有五十八人，大理寺前门庭冷落，乌鹊竟在树上筑巢。
这是苏佞臣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太初二十六年（738），朝廷无事，天下和平。赤霄王朝进入苏佞臣专权的时代，也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小人得志”的时代。
其实，苏佞臣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嫉贤妒能，不如说是迎合上意。
苏佞臣能够战胜张正风，就是因为事事站在皇帝这一边。皇帝想要从南京西幸京城，张正风认为农收没结束，不如等农收结束之后，再回京城。苏佞臣私下说：“京城，南京，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皇帝想要任马忠为相，张正风反对，苏佞臣私下说：“天子用人，有何不可。”皇帝想要废除太子瑛，张正风认为“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苏佞臣私下说：“此乃天子家事，何必与外人商议。”苏佞臣反复表达一个意思：天下都是皇帝你的，所有大事都是你的家事。最后，赤霄帝的想法都得到实现，苏佞臣的位置也越来越稳。
赤霄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宰相，来打造盛世，同时，这个宰相不能忤逆自己。只有苏佞臣长久地做到了这一点。看似是宰相专权，实则是君主独裁。
盛昌之后，社会呈现出繁荣之相，赤霄帝丧失了进取精神，最大的追求变成了长寿升仙和开拓疆土。繁杂的庶务就交给一个会做事且听话的宰相，不是万事大吉吗？赤霄帝对高福说：“朕不出京城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苏佞臣，何如？”他已经和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判若两人。
苏佞臣虽然大权在握，却体会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太初二十五年（737），赤霄帝废太子李瑛，苏佞臣建议立寿王李瑁为太子。这是一次政治投资。可第二年赤霄帝立了年长的第三子忠王李亨为太子，苏佞臣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尴尬了。
赤霄帝虽然怠政，但制衡之义仍在。各路新贵蜂拥迭起，政敌永远比朋友多，苏佞臣只有放下本就不高的姿态，更加迎合皇帝。再辅以高超的政治手腕，拉拢一批，挑拨一批，打压一批，才能勉强保住相位。
盛昌元年（742），赤霄帝任李勇为左相，代替逝世的马忠。李勇的升迁非常夸张，一步三个台阶，“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很明显，赤霄帝是有意提拔他来对抗苏佞臣。
太子宗政亨的羽翼也日渐丰厚：军方有陇右节度使王猛，财计之臣有太子妃兄周泽，左相李勇也向其靠拢。然而，太子一方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壮大势力之时，引起了赤霄帝的警觉。盛昌五载（746），太子与周泽密会，周泽又与王猛密会，苏佞臣拉拢御史中丞吴铭进行弹劾，自己煽风点火称周泽勾结王猛，欲拥立太子为帝。
这般不留余地的做法，实在不符合苏佞臣“口蜜腹剑”的风格。苏佞臣几乎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赤霄帝的疑心病上，断绝了所有退路。
赤霄帝闻言大怒，将周泽、王猛贬官，并命宗政亨休弃太子妃周氏。苏佞臣也不敢穷追猛打，只能翦除太子的羽翼，这同样也是赤霄帝希望看到的。李勇很快请辞宰相之位，赤霄帝又任命了一位只知唯诺的陈庸。
短短几年，苏佞臣排挤陷害的大臣不计其数，有宰相，有节度使，有御史台的人，有六部尚书，几乎“怨仇满天下”。而他与未来的新君宗政亨，已经势同水火。可就在这局势最为紧张的时期，赤霄帝对苏佞臣的宠信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仿佛全然无视朝堂上涌动的暗流与众人的怨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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