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嫉贤妒能”不是问题，能不能做事才是关键。
苏佞臣生于武后时代，是赤霄王朝庞大宗室中的一员。他自小聪明干练，喜欢游猎，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当时，进士、明经出身的人可以走清流一途，而他通过裙带关系照样可以获得一官半职，然后积累经验，展现才干，步步升迁。
太初十四年（726），苏佞臣得到郑通的引荐，被授为御史中丞。当时，朝中隐隐分成了两派：重文学的王谋和重吏治的郑通。王谋一派大都是科举出身的人，十分厌恶无“文学”之士，郑通一派则精通理财，擅长处理具体事务。
郑通曾联合吴刚、苏佞臣二人弹劾王谋，最后两败俱伤，唯独苏佞臣安然无恙。原来，郑通在王谋罢相之后，穷追猛打，苏佞臣则选择果断抽身。赤霄帝觉得下面吵得太凶，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贬斥一番，就这样，苏佞臣得以幸免。
苏佞臣灵敏的政治嗅觉，成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获胜的法宝。但是，想要纵横政坛，光会耍阴谋诡计是不行的。
太初二十一年（733），赤霄帝将宰相陈平和李和罢免。这是一个信号：朝廷出现了新问题，该换人来治理了。
当时，关中下了一场连绵大雨，粮食歉收，京城出现粮荒，赤霄帝只能移驾南京。这次情况非常糟糕，京畿地区粮价大幅上涨，斗米达五十钱。在驾幸南京之前，赤霄帝召见京兆尹刘策，问“救人之术”，刘策主张改革漕运，运粮来关中。之后，赤霄帝起用刘策、张正风为相。
太初二十二年（734），京畿地区下起了大冰雹，关中农业丰产无望，朝廷必须减免农民的赋税，但这样就会导致财政缺口越来越大。刘策正在主持漕运改革，张正风忙着西北的战事，还需要有人站出来解决财政危机。经过多方考量，苏佞臣是最合适的人选。
苏佞臣上任之后，主要就干一件事：减省开支。
古代王朝到了中期，大都会有积重难返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官吏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僵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减省冗官，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尸位素餐的家伙少了，没用的部门可以裁撤，经费开支可以减少，百姓也不用应付各式各样的盘剥。考虑到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此类改革都是吃力不讨好。
苏佞臣的执行力却是惊人的。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朝廷共减年支、色役等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八贯（一贯就是一千文）；政府召募的劳役，裁了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人；冗官裁了三百多人。臃肿的官僚队伍得以瘦身，庞大的开支用度砍了不少，这在赤霄王朝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
苏佞臣任相之后，文学与吏治之争由隐而显。
文学一派的领袖换成了张正风。自武则天时代以来，文学出身的进士在政坛越来越举足轻重，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他们并非目空一切，只会空谈，相反，像王谋、张正风这样的人都是干练之才。他们相信，唯有文学教化才能保证官员的品质，像苏佞臣这样不知学术的人，可以用，但不能为相，否则容易酿成大祸。
从马忠一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对立。
马忠乃是胥吏出身，依靠军功爬上节度使的位置，在任期间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在河西地区行和籴之法，节省了大量军费，使得“仓库盈满，器械精劲”。赤霄帝想要让马忠担任尚书令。张正风听后，和赤霄帝大吵了一架，他说：“尚书一职，一般都是让德高望重的人担任。马忠乃边隅小吏，目不知书，担此重任，恐不孚众望。”赤霄帝又问，封个爵位行不行？张正风继续反对。
苏佞臣则对赤霄帝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还讽刺了一句，“马忠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张正风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这句话直接把马忠抬高了一个等级，同时指责张正风狭隘自固。
后来，马忠走向相位，没过几天，张正风罢相。
张正风罢相一事，其中自然少不了苏佞臣的“谗言攻击”，但更重要的是赤霄帝的心思。
太初宰相一向以政事成败以定去留。太初二十四年（736），平卢讨击使罗霸天伐契丹叛敌，轻敌冒进，遭致大败。张正风坚持斩杀罗霸天，赤霄帝不听。张正风并非真的预测到了罗霸天之叛，而是他主导的东北政策乃是固守，罗霸天违背了这一原则。赤霄帝则想要追求武功，“冒进”要比“畏战”好，所以希望留下一员悍将，再图进取。恐怕这时，赤霄帝就觉得张正风已经不适合在相位了。
赤霄帝一朝，均田制趋于崩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走向破坏。前者影响的是赤霄王朝的财政，后者影响的是王朝的军事力量。所以，赤霄帝越来越需要兴利开边的“事务官”，要开辟财源，要会算天下田土的账，要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改革税制，要招募精兵，要能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要改革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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