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于长安宫中。太子李适即位，时年三十八岁，即唐德宗。
唐德宗即位，黜陟一新，尊郭子仪为尚父，加职太尉，兼中书令，封朱泚为遂宁王，兼同平章事。两人位兼将相，实皆不预朝政。
独常衮居政事堂，每遇奏请，往往代二人署名，中书舍人崔佑甫，与常衮屡有争言，从前在大历十三年（778年）六月，陇右节度使朱泚将部下赵贵家中“猫鼠同乳”的现象作为祥瑞进献朝廷。宰相常衮率百官祝贺，认为是吉兆；而中书舍人崔佑甫在《猫鼠议》中反对，驳道：“物反常为妖，猫本捕鼠，与鼠同乳，确是反常，应目为妖，何得称贺？”
他所言乃是认为猫失其职，如同官吏不惩奸、边将不御敌，是失职的表现，不应庆贺。
常衮引为惭愤，有排挤崔佑甫之意。及唐德宗嗣统，会议丧服，崔佑甫谓宜遵遗诏，臣民三日释服。常衮以为民可三日，群臣应服二十七日乃除。
两下争论多时，常衮遂上奏弹劾崔佑甫率情变礼，请朝廷加以贬斥，署名连及郭子义、朱泚二人。
唐德宗乃罢黜崔佑甫为河南少尹。既而郭子仪与朱泚，上表奏称崔佑甫无罪，唐德宗怪他们自相矛盾，为此召问隐情。郭子仪和朱泚二人俱解释说前奏未曾列名，乃是常衮私下署他们二人名。
唐德宗李适因而怀疑常衮经常为人欺罔，于是贬他为潮州刺史，便令崔佑甫代相，格外专任，真个是言听计从，视作良弼。
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唐德宗李适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唐德宗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唐德宗李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生日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唐德宗李适的作为，的确显示出新君登基以后的新气象。
诏敕颁布到淄青，军士都投戈顾语道：“明天子出了，我辈尚敢自大吗？”
李正己兼辖淄青，也不由不畏惧起来，愿献钱三十万缗。
唐德宗李适因辞受两难，颇费踌躇，特与崔佑甫商议处置方法。
崔佑甫奏请派遣使者宣慰淄青将士，就把这三十万钱，作为军士们的赏赐。此计固佳，但中知者即能计及，而唐德宗尚未能想到，其才可知。
唐德宗满口称善，即令照行。果然李正己接诏，格外愧服。至唐德宗生日，四方贡献，一概却还，李正己复献缣三万匹，田悦也照李正己办法，缣数从同。
唐德宗将其归入度支，充作租赋，凡度支出纳事宜，命吏部尚书刘晏兼辖，且授刘晏为左仆射。
刘晏本与户部侍郎韩滉，分掌全国财赋，韩滉为人太苛刻，为当时舆论所不容，唐德宗乃迁徙韩滉为晋州刺史，专任刘晏司度支事。
刘晏幼年才华横溢，号称神童，名噪京师，《三字经》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之语。刘晏历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使、铸钱使和盐铁使等官职，封彭城县开国伯。刘晏实施了改革榷盐法、改革漕运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宝应元年（762年）六月二十七，唐代宗李豫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
刘宴历任转运盐铁租庸等使，上不妨国，下不病民，尝谓理财以养民为先，户口滋多，赋税自广，所以诸道各置知院官，每历旬日，必令详报雨雪丰歉各状，丰即贵籴，歉乃贱粜。或将贮谷易货，供给官用。如遇大歉，不待州县申请，即奏请蠲租赈饥，由是户口蕃息，庚癸无呼。
刘晏又在他主管的食海盐区，对第五琦推行的榷盐法作改革。他既坚持了原先的官营原则，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私商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赢利，刘晏奏罢诸道对商人盐舟过境及使用堰埭的加征税，又于诸道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查私盐。这里刘晏用“官商分利”的禁榷制度取代了“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较好地适应了民间商业发展的趋势，因而“官商分利”的基本原则一直为后代封建政府的禁榷制度所沿承。就当时的财政收益来说，“官商分利”的销售原则，调动了私商贩盐的积极性，适应盐的销售细碎化的现实特点，官营盐业的赚利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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