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南朝宋文帝的元嘉十二年，被刘宋皇室和百姓称为“大禅师”的印度高僧昙摩密多，在京师建康（今天的南京）的钟山上建起了一座寺院，叫做上定林寺。钟山原有一座定林寺，昙摩密多认为那里地势太低，不占形胜，于是就在它的西边高处另外建造了上定林寺，原先的定林寺被叫做下定林寺。昙摩密多声望极高，远近敬仰，信徒万里来集，定林寺也成为当时京师名寺。
昙摩密多在只洹寺译出《禅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等典籍，后者被天台宗列为经典。昙摩密多推动佛教自河西走廊向江南传播，所至皆兴建寺院、培育僧团。晚年协助会稽建寺，推动浙东佛教发展，圆寂后弟子定林达禅师承其法脉。
在刘 宋国的元嘉十六年（439年），十六岁的法献和尚来到了京师的上定林寺。
法献俗姓徐，西海延水（青海海晏）人。年轻的法献发誓今生一定要西行求法，瞻仰佛祖圣迹。
多年以后，法献和尚成为京师知名的高僧，他“博通经律，志业强悍”，西行取经愿望更加强烈。当时佛教五部律经已有四部传来东土，惟缺一部《迦叶维律》，精研戒律的法献深感不足。刘宋元徽三年（475年），法献和尚自京师建康出发西行，梁朝的《高僧传》中说他“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柔然）”，最后到达佛教东传的中转站于阗（今新疆和田）。
法献和尚原想跨越葱岭去天竺（印度），但是适逢栈道断绝，不能再走。这时，与他交好的一位于阗僧人带法献来到一处密室，取出一只铜函（铜制的盒子）交给了法献和尚，说道：“此函有佛舍利，可将其带还南方，广作利益之事。”并告诉他这个佛牙是从乌苌国（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地区）中得到的，历经了许多的艰难。
这令法献和尚大喜过望，他后来听见几个僧人在议论“乌苌国丢却佛牙，不知何国福德僧当获供养”，更加是确认无疑了。为此喜不自胜。法献和尚虽然未能到达天竺（印度），但是收获仍然不小，《高僧传》中说他获得佛牙一枚，舍利子十五粒，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于是而还。
法献和尚回到京师的上定林寺后，将佛牙秘密收藏起来，私下供养，甚至连他的弟子都不知晓这个事情。法献和尚只给灵根寺的高僧法颖一人看过佛牙舍利。这个时候的南朝已经是萧齐政权，当今的皇帝萧赜信奉佛教，当朝的司徒（宰相）竟陵王萧子良更是以崇佛出名。
竟陵王萧子良精通经学、史学，尤喜佛典，与兄长文惠太子萧长懋并精佛法。萧齐政权的永明年间，有文士集合于竟陵王左右，其中最着名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
萧子良在任司徒时，移居鸡笼山邸，常在邸园内操办各类斋戒，大集朝臣众僧。一生奉戒极严，自名为“净住子”。何胤的学生钟岏进议曰“食蚶蛎不为食肉”，遭到萧子良的怒斥。
范缜向来反感佛教，甚至反对佛教的因果论，萧子良也因为此事感到不满。萧子良为政体恤百姓疾苦，遇有灾荒，则上奏朝廷宽减役税、开仓赈济，深受百姓拥护。汤用彤赞叹说：“竟陵王者，乃一诚恳之宗教徒也。”
南齐时朝政昏乱，对人民的剥削十分残酷。萧子良能够体恤民情，主张减轻赋役征发。萧子良批判折钱纳税制度的弊端，指出：“诸赋税所应纳钱，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听随价准直，不必尽令送钱。”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政策，“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既保证了军需国用，又照顾到人民的负担能力，公私两便。
那时，南齐时期流行把征收商税的官职标高价出售给私人承包的做法，弊病很多。于是萧子良坚决主张“宣敕有司，更详优格”，革除商税征收中的种种弊端。萧子良积极主张免除民间欠税，指出：“今闻所在，逋余尚多。守宰严期，兼夜课切。新税力尚无从，故调于何取给？政当相驱为盗耳。”他主张“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思，微纤民命。”萧子良反对重役扰民，指出民间“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折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主张了立即采取措施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
永明三年，皇太子萧长懋在皇宫讲孝经。那些文人朋友大多亲临 释 奠。
（释奠是中国古代学校中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起源于周代，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核心是通过陈设酒食、乐舞等仪式表达对孔子等先师的崇敬）
其中包括皇太子萧长懋的弟弟萧子良和几个朋友。
王僧绰为此做四句诗，曰：
礼惟国干，义实民端。
身由业澡，世以教安。
金镕乃器，水术伊澜。
渐芳则馥，履冰固寒。
瞽宗务时，頖宫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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