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移民这件事，还能跟东北改革一起做，尤其是军事改革能有机结合在一起。比如有效支持平稳的裁军、撤军事宜。
这场战争前后征召了12万士兵，花了海量的银子，平均月薪5两，一个月固定支出就是60万两，前后打了两年，固定军费就支出了1400多万两。总支出超过了3000万两，因为还有军火开支，其他物资消耗的开支。要不是卖了紫禁城，真的打不起这场仗。
战后的撤军，裁军必须慎重，不止刘勇强，整个福建行政体系都要为这件事服务，裁军一个弄不好就是哗变。
先裁撤好裁的，大乡绅的那些在福建境内维持地方的两万人先裁掉，接着是蒋家、郑家乡勇部队，钟宝三战时拉起来的团练也被裁撤，大哥在这件事上很配合，因为刘勇强答应补发军饷，如果不给这笔钱，他也头疼养不起那些人。
第一轮裁撤，撤的只剩下9万军队，第二批裁的是陈炳文带去的三万太平军，也没有闹出幺蛾子，毕竟他们的家属都在温州山区，带着军饷回家比什么都重要。比较麻烦的是从山东招的两万捻军，这些人的性质是乱匪，而且家属都带到了东北，下令就地安置，每家可以获得100亩可耕地，100人设立一个屯子，派10人驻扎。
第二轮裁撤也安稳度过。
剩下四万军队，两万闽西太平军体系，两万建宁老乡勇体系，这算是刘勇强的嫡系，通过这场战争后，已经是能跟他上刀山下油锅，风里雨里的生死兄弟，可不能亏待了。
但还得裁，这支部队虽然也很能打，能碾压大清任何派系的军队，可她毕竟还不是现代军队，不是国家军队，不是民族军队，只是俄国人兵力太少，加上刘勇强是战术大师，否则这场仗没可能赢，同等条件下，根本比不上俄军的综合战力，这点刘勇强有清晰的认识。
军事建设是一项永不能停的工作，满清的文人懂太多这样的道理，什么‘居安思危’，什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道理一说一大堆，可就是不做，一做就是以文御武，就是文贵武贱。
所以刘勇强继续参军，精简老弱，只留下最精化的两万人，这就足以保护福建，保护东北。
但是所有队长及以上的军官一个都没裁撤，包括陈炳文的太平军体系，何名标和卢伟的花旗军体系，建宁府的乡勇体系，军官都留着，足足一万人队长及以上军官，这些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军官，都是宝贵的种子。
军事改革，改的是制度，不是人，人的更新换代需要时间。将这批人按照现代制度整编起来，就是现代军队的军官，按照封建军队制度编制起来，就是封建军官。
所以1万人没有裁撤，而是集中培训，在学校里扫盲，不指望队长级能有多少素质，但至少得识字。识字班毕业一个就分配一个，毕业的队长，可以带着家属入住一座座正在不断由移民组成的村屯。移民流水一般从山东、河南进入东北，第一年放边就涌进来二十多万，以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几年，这一万军官根本不够用。每个村子配一个村官，刘勇强的统治力就能直达基层。
村官属于军队编制，但也要接受当地政府管辖，头上顶着两位大爷，一位官老爷，一位兵老爷。所以这个村官并不好当，没文化怎么行？
除了应付上面两位老爷，村官还得组织村民训练。100个壮丁一个村，就相当于100个后备役，拉出来就是一个营的兵力。村官负责训练这些壮丁，接受训练的壮丁家庭可以不用交税。
这相当于半兵役制，用农闲时候的训练尽到纳税义务。农业的闲忙交替周期，让农民长期以来都是最优秀的后备兵役人选，加上农民相对城市居民更加朴实一些，所以农民哪怕在现代国家也长期是军队的主力。这个现象直到德国打一战的时候，上层的容克贵族军官还担忧德国过快的工业化让农民兵员变得枯竭，导致战斗力下降。美军一战二战的主力，也是农场的大男孩，为此赢得了美国大兵称号。
而在中国历史就更悠久了，几乎所有的战争年代，农民子弟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最多的那群人。当然跟中国落后的工业发展有关，让城市居民还没来得及尽到义务，战争就不再发生。可从经济上考虑，培养并维护一支农兵后备军的成本，比让城市工人完全脱产当兵要低得多。
所以刘勇强设计了寓兵于农的这套严密制度。
这样往东北去的移民越多，他的兵员就越多，平时维持一两万现役精锐，战时能动员起几十万能打的后备力量，这才是现代军事制度的精粹。
移民能不能打，会不会为了保护移民国家拼命？这点毋庸置疑，现代制度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每个兵都只是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严格的训练，目的就是让他们变成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最后不管情不情愿，主不主动，都要为这部机器运转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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