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晋元帝之始为丞相也，闻长安不守，即出师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导亦有“戮力中原，克复神州”之语。及即位以后，导为宰辅，遂君臣偷惰，无复有经略远图，以至于强臣见逼，卒于忧愤。此实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单弱，非汉赵之敌，微安静不能保全，其自计不可谓不审矣。然是时大仇未复，人心思奋，乘国家之新造，外有刘琨、慕容之推奉，内因祖逖、李矩等之旧屯，以厉其气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与忧勤震动，惟敌是图，其国可强。国强则主尊，使奸雄有所惮而不敢肆，虽大业未复而臣祸可息，此理也，势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隐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苏峻之属得以窥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岂非自然之势乎？且晋是时亦乌能苟安也？以刘石之强梁崛起，及锋用之，何战不克？幸其战胜而骄，又自相图于君臣骨肉之间，而无暇及晋。向令葛陂之众不退，又赵不背汉而专事东方，不知帝何以御之？即导亦岂能遵养时晦，犹自以其德望晏然处逆臣之右哉？故吾尝谓晋元之得国，悻也。而其主臣之谋国，实有亡道。夫国之存亡，天也。诸葛武侯岂不知汉不可复兴，贼不可即灭？而其言日：“王业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灭贼？”于是连年动举，惟敌是求，而鞠躬尽瘁，至死后已。后之论者犹以国小而数出师为亮病，无怪于谀导者以偷安为有权略，而谓江东再造，导之力也。导者，真所谓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即使导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与虑亡何？是故晋之主臣无一可为后世法者也。
②夫元帝即疏属，当其既正王位之后，为群情所向，则承晋统者非元而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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