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中期，四川这片土地上，苛捐杂税如乌云压顶，让百姓喘不过气来。同治十一年，东乡县（今宣汉县）的农民袁廷蛟，因为不满县衙和大户们的无情盘剥，决定与舅舅一起，挺起胸膛，前往京城告状。结果他们被扣上“鲁莽叩阍”的罪名，被遣送回四川，遭受了总督的责杖和枷号之苦。但袁廷蛟是个硬骨头，他并未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上告的决心。
到了光绪元年，袁廷蛟摇身一变，成了农民领袖，他率领着700多名愤怒的乡亲，齐聚县府，要求县令减轻百姓的粮税负担，并清算那些不公的账目。短短几天内，饿着肚子前来请愿的乡民们如潮水般涌来，人数激增到2000多人。
然而，东乡知县孙定扬却是个狡猾的家伙，他见势不妙，便两次诬告袁廷蛟聚众滋事，并上报到成都请求派兵镇压。四川总督文恪一听东乡是白莲教的首义之区，立刻觉得那里是“盗匪渊薮”，于是下令提督李有恒带着2000名士兵前往东乡“剿匪”。这场剿灭行动惨烈无比，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得血流成河，1000多条生命就这样消逝了。
袁廷蛟父子幸运地逃脱了这场灾难，他们几经波折来到了北京，准备向皇帝告状。然而，命运似乎对他们并不眷顾，告状不成反被押解回川。更令人愤怒的是，朝廷竟然命令东乡惨案的直接参与者文恪来查办此案。文恪这个老狐狸，一面欺上瞒下，谎报案情；一面又对袁廷蛟父子严刑逼供，企图让他们屈服。
这时，几位了解冤案内幕的监察御史站了出来，他们接连上奏朝廷，揭露了文恪的罪行。朝廷终于震怒，将李有恒和孙定扬革职查办。而文恪这个老狐狸，自知罪责难逃，竟然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前任川督，企图让死人替他受过。
然而，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光绪三年正月，朝廷突然将文恪调任为山东巡抚，而原山东巡抚丁宝桢则升任四川总督。这一变动让东乡的百姓们看到了希望，他们相信在丁宝桢的治理下，四川将会迎来新的曙光。
在清朝的官场里，丁宝桢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这位老兄，人如其名，刚正清廉，就像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想当年，同治八年，他“前门接旨，后门斩首”，把那位慈禧太后身边横行不法的太监安德海给办了，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喝彩。连曾国藩都夸他是“豪杰士”，可见这哥们儿不是盖的。
可谁曾想，这位铁面无私的丁大人到了四川之后，却变得有些犹豫不决。他整顿吏治、发展经济，都是一把好手，但唯独对那朝廷明令彻查的东乡惨案，他却像是蜗牛一般慢吞吞，久久不见动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丁宝桢虽然是个清官，但也不是圣人，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这次他和文恪对调，虽然官升一级，但去的是个烂摊子，既是朝廷和清流对自己的期望，也是慈禧太后给他穿的小鞋，这祸福还真难测啊。
文恪那厮，皇室贵族，朝中有人，眼下还在自己的老窝山东省蹲着。丁宝桢心里明白，要是自己查出文恪等人的问题，文恪那厮一定会抓住自己的把柄发难，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他怎么能乱揭这位前任的烂疮疤呢？
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文恪早就打好了算盘。他重金贿赂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与丁宝桢对调，就是为了让双方都在新的任所里为各自原任的弊端互相遮掩。这样一来，他们都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丁宝桢一番思忖之后，决定拖泥带水，将东乡案定性为“暴民造反”。这样一来，既不得罪文恪，又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可谓一举两得。但这样的处理方式，真的能让百姓满意吗？丁宝桢心里也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在这波诡云谲的官场里，他又能如何呢？
东乡的血雨腥风渐渐平息，但留下的冤案却如悬在朝廷上空的乌云，久久不散。新总督丁宝桢对此案束手无策，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朝廷只得再次出招，派前任两江总督以省亲为名，悄悄潜入四川，誓要揭开这桩血案的真相。
两个月后，真相大白于天下，可这案子却像蜘蛛网一般，牵连甚广，甚至触及了朝廷的几位高官。钦差大臣面临巨大的压力，只好将所查案情如实上报。然而，四川的某些官员却玩起了“反间计”，伪造证据，指派李有恒之母进京鸣冤，反咬钦差一口，说他收受乡民贿赂，并未深入调查。这一下子，事情就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清流党纷纷上奏，要求严惩凶手李有恒和文恪等人。刑部也是一头雾水，这黑暗到家的清政府，竟然只是轻轻地点了丁宝桢一下，说他“轻纵案犯”，然后降了他的官职，但仍让他继续担任四川总督，观察后续表现。这东乡冤案，似乎就这样成了一桩无法翻案的铁案，人们都在猜测，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算了？
然而，正当这冤案看似要石沉大海时，一个不信邪的硬骨头站了出来。他就是时任正六品国子监司业的张之洞。张之洞，这个名字，在东乡曾经响彻云霄。他曾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夏天主持府考时，东乡县的考生们纷纷在答卷上写下东乡血案的真相，以此拒绝考试，为死难乡民申冤。张之洞看到这些，心中五味杂陈，但他当时只负责教育，对这等大案要案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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