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时期，明朝的文臣武将都热衷于出版兵书，在图书市场上兵书向来是个热门题材，只要不往土司那里送就没关系。大家编写兵书的目的，或是贪名或是图利，只有戚继光编写兵法是为给后世武将留下一份完整的教材，避免同行走歪路。
他的《纪效新书》从东南剿倭时开始编写，多次自费再版、修改、补充，把他在蓟镇与图门汗作战的心得体会编写在教材里，为后人指明方向。这种工作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消耗了他大笔资财，但是戚继光依旧坚持为之，所图的就是给帝国的领兵将领一份真实指南，保证大家不走错路。所以他的兵法里，并没有阴阳阵等玄学法术（明朝兵法强调玄学，具体可以看茅元仪的兵书），只记载了最为实用平实的练兵、演阵、军规、战法。是一本教人成为合格将领的工具书，而不是指导人怎么战无不胜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屠龙术。
在当下看来，纪效新书还不算十分出名，可是在另一条时空线中，纪效新书生命力之顽强，则完爆同时代所有着作。一直到清末曾国藩编练湘军，所用的教材依旧是纪效新书而且还能打胜仗。
北洋将领王怀庆每次提拔部下之前，必将当事人叫来毫无理由一通胖揍，观察对方反应只要没有怨恨不满之色，就能给予提升，这依旧是纪效新书的心得。一本兵书能流传这么久依旧发生作用，就可知兵书之用。
在战法上，戚继光的战术也和普通的九边将领不同。在范进看来，戚继光的战法对自己的好处最小，但是对于国家的好处就最大。
自嘉靖年间名将马芳开始，明朝边军作战就习惯使用捣巢赶马战术，换句话说就是和对手换家。
北虏每次进犯，都必然集结部族精锐出击，老巢的留守力量不强。针对这种情况，明朝边军将领采取的应对方式为留下步兵守卫城池，自己带着亲信家丁以及骑兵直奔草原，去袭击蒙古人的部落。
蒙古人在明朝控制区烧杀抢掠荼毒百姓，他们就到草原如法炮制，把留守的老弱妇孺一通杀，割了脑袋报功，顺带点火焚烧草场，掠夺驱赶马群，让蒙古人失去牧场。李成梁的二百年军功第一，就是这么刷出来的。毕竟明朝军功只认首级不认其他，不管怎么来的，只要人头砍得多就是功劳。
从部落里掠夺的牲畜金银，就是捣巢部队的犒赏，女子就是赏赐，砍下来的人头就是战功。这种行为后来渐渐变成了边将与部下的财源，大家都恨不得年年开战，不管整体战局胜负，自己都有一笔丰厚进账，顺带还能得到朝廷嘉奖。乃至明朝三令五申禁止将领擅开边衅，就是防范武将为了个人利益主动制造摩擦，最后让朝廷背锅。
俺答封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手下小部落的头人向俺答诉苦，被明朝这种捣巢赶马搞得无力承受，难以抵御剽掠，求和为上。这种战术对于蒙古人确实打击很大，但是对于自己防地里的老百姓来说，这种战术就是灭顶之灾。
毕竟边军总数虽然多，但是防范的战线太长，具体到一个点上，只有几千人，与蒙古大军相比处于绝对弱势。这个时候步兵守城根本守不了多久，全靠骑兵救命。骑兵却去蒙古部落刷战功搞破坏，结果就是大家同归于尽，彼此的防御点都守不住。
北虏破城必要烧杀抢掠，老百姓就要遭殃。这种天地同寿型打法，就是牺牲了步兵以及防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换取将主个人的功名成就，以及部下骑兵的富贵。可是百姓管不到兵部，因为这种战术的巨大利益，边将乐此不疲，百姓就只能在地狱里挣扎。
戚继光的战法，在整个九边都是另类。他部下真正的骑兵数量有限，交战主要靠步兵加战车。他在蓟镇做的事只有两件，一是练兵，二是修墙。
从一开始戚继光就没想过深入大漠犁庭扫穴，而是立足自己的差事，做好蓟镇总兵，保证自己辖地内百姓安全。如果北虏来攻，自己就凭险固守，如果想要野战，就以步兵加战车应敌。
明朝边军里列装有大量火器，可是这不意味着明军可以获得射程优势，事实上想要靠火器射程打胜仗的明军，结局都是溃败。戚继光的战法在某些穿越者看来，就是呆板笨拙的典范，但是在范进看来，却是朝廷最需要的那种战法。
不和对方争胜，只和敌人比狠。在蒙古人的弓箭可以射中明军的距离内，明军才允许开火射击，彼此以命换命，仗着明朝人口优势换死敌人。这种战法说来容易，真正能做到的人却不多，放眼九边能执行这种战法的，就只有戚家军一支，乃至到了浑河那种死地也能坚持这种打法直到全军覆没。在范进看来，这种军队已经有了几分龙虾兵的味道，除非兵力相差悬殊，否则这种打法对上谁都不吃亏。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戚继光这种打法朴实无华，没有以少胜多，没有力挽狂澜，只是赢下该赢下的战斗，输掉该输掉的战斗。注定他不会在九边这种地方立下大功，在朝廷里也就不会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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