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文光十八年七月十七凌晨，一支五百人的轻骑兵队伍从雍州城门口的大将军亲兵营开拔而出，部队外面打着督粮的旗号，才不过两日就越过了关中千里的平原沃野，与西京城墙擦肩而过时只用了一日光景，于十八日傍晚抵达陕关关门下，并出示了西京招讨使的招牌，悄然快速地接管了陕关的防务，被替换下的守关老兵又被连夜遣返关内。只有沿途商旅被严加盘查，公差邮驿被扣留在关隘处蹉跎时日。此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只道是军情如火，西戎的奸细遍布，因此加强了盘问，于是商旅门更加视雍州为畏途。
七月十六日，来自京师的一支传令小队怀揣着崭新的信符和命令在陕关稍作休息之后穿越了陕关。就在亲兵营接管陕关的同一日，亦是傍晚时分，传令小队勘验了令牌，飘扬的彩旗停留在离西京城二十里外的驿站里。当晚，驿站起火，烧死了住宿的驿兵十余人，十几匹驿马也未能幸免，起火点刚好就在传令兵那一队人的房间里。随行的秘密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连同被烧干净的还有笼罩在刘世让心头的阴霾。此事连累本地的驿丞被大发雷霆的上司拘往西京城调查的同时，朝廷还在争论着该由谁来接替掌舵雍州这艘战船。但命令肯定是先有了暂时署理戎务的决断，只是这决断至少再也传达不到该接收的部门了。
七月十九日，接连几天收不到军粮的各地驻军忍无可忍地闹起了事，矛头直指向他们的长官，而他们的长官传达的是雍州的命令。此事非同小可，稍有不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面对到处冒烟的雍州，各处关隘、营寨、堡坞，执行之前坚壁但不清野的地方，此时怨声载道的报告，刘世让焦头烂额，内心无比焦枯，搜肠刮肚却不能表现得地动山摇，反而要装得云淡风轻。因为所有从外运至关中的给养粮秣都被集中在了雍州分配，粮草本来就不够，供不应求，本来已经是拆东墙补西墙，如今在刘世让刻意优先保障雍州本部兵马的情况下，于是更加捉襟见肘。士兵们的肚皮难以满足，难道要让他们饿着肚子打仗？好在西戎游骑兵逐次退却，近几日内陆已越来越少接戎族骑兵的侵袭报告。虽然不知因何缘由，但戎人在实行退却，士兵们都看得出来。外无强敌，内怀饥馑，士兵们不闹意见才怪。
最先闹事的就是最穷困的边境戍卒。往常戍边三年，解甲归田，如今戍边已成了无底洞。自文光生战，多少年来各地逃户不断，十室九空，于是兵源枯竭，小儿征发有之，白头戍边亦有之。他们通常承担着最重的防务，却只能得到最微薄的给养。别的兵养有饷兵有医，因为他们是招募而来的兵。戍边的兵都是以往寓兵于农时代从各地征发上来的，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还需自备装备，自备口粮，不足的由官供给，时日一常，口粮净尽，平日只能半饱。因此有许多逃兵出现，有些戍兵甚至先逃离后再被招募，还是一样当兵，摇身一变却成了募兵。如此乱象，皆是因为两种制度之间缺乏贯通，而身处上位者或不知觉，或已知觉却不重视。和平年代，缺乏训练，因此戍边的兵就这样成了朝廷的怪胎，被人看不起。许多将官、地方官员甚至目之为下贱的奴隶，免费的工人。今日哪个地方官要翻修官邸府宅，明日哪个将领要新建宅子楼宇，或者谁个大户要借免费的力役，出比工钱少得多的钱贿赂长官即可；更有甚者，因戍边三年，往往口粮不好携带，只有生丝最好携带，用处又多，且轻软易于携带，最受欢迎，但是因为贵重，一时半会又消费不完，所以统一由兵营库房为他们收存，财富日积月累，自然就多，许多将官自然就打起了它的主意，产生积弊。所以长官都对下层士兵施行凌虐，不让吃饱穿暖休息好，在该休息的时候操练，在吃饭穿衣上克扣，动辄体罚，许多士兵因此受伤疾病而死，他存在库房里的那些资财自然就成了无主的财富，便于充公或肆行贪墨。更别提还有些朝廷工程，搭棚修渠，开山采矿，胡乱摊派，皆劳皆苦在戍边底层的将士。他们不仅要遭受上司的奴役，还要承受外人的白眼。这样的将兵如何能指望他还为国打仗呢？戍边制度就是在这样迁延日久的和平中被逐渐消解了生机，陷入了恶性循环，便再无可救药了。于是再要打仗时，就只能被募兵制所取代了。于是新旧交替，又催生了更加不公平。
七月十九日，从各地汇聚到雍州讨粮的队伍络绎不绝，最先达到的是附近郡县的，还算和平，后面抵达的都是边远的戍兵，他们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于是成千上万的戍兵衣衫褴褛如乞丐的队伍，越聚越多，不几天雍州城下已是水泄不通。不时有大户或者农家因粮室被劫，农产被窃而报官，苦主堵塞了衙门，诉讼的案子铺天盖地，无从下手。
刘世让一个头两个大。如此到了七月廿五上下，此时雍州的大户也几净空仓了，州郡农户也一无所有。传说户外已经有不少人饿死、失踪。失踪的自不待言，城门外剔骨而爨的锅里不知有多少徐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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