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利弊之下，万历帝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固执己见，而是欣然听从工部劝谏，下旨驳回织染局奏请，下令按照旧例织造，不额外增加额度，以减轻百姓负担。这个决定让朝堂大臣都感到十分欣慰，也让所有人都觉得，此前万历帝几次坚持，或许真的只是单纯出于对母亲李太后的孝道，并非是贪图享乐。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张居正所期望的正轨之上，万历帝依旧是那个勤恳好学、勤俭爱民的幼帝，大明也依旧朝着中兴的方向稳步前行。时光荏苒，转眼间，万历元年（1573年）便接近尾声。
这一年，万历帝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勤勤恳恳，按时参加经筵讲读，认真处理日常朝政，坚守节俭之道，多次听从朝臣劝谏，展现出了良好的帝王素养。朝堂之上，吏治逐渐清明，财政有所好转，百姓负担减轻，整个大明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
这份欣欣向荣让万历帝心中渐渐滋生出了一丝骄傲，也让压抑已久的玩乐之心慢慢复苏。
十一月，光禄寺少卿王缉上奏，奏折中满是对万历帝的夸赞：
“本寺供应器皿，工部岁造八千四百件，南京工部三千六百件，共一万二千件。倘有不敷，题请添造。前此一岁用至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余件。皇上躬先俭约，亲裁冗滥，自正月至十一月，用不满五千件，比之往年，减省大半...”
这段话详细对比了往年与今年光禄寺的器皿用量，清晰展现出了万历帝的节俭。往年光禄寺所用器皿几乎接近岁造总额，而今年在万历帝亲自裁定下，删减冗余浪费，只用了不到五千件，比往年减省大半。
奏折呈上后，万历帝览阅完毕，心中十分受用。自己这一年来勤勤恳恳、坚守节俭，确实值得这样的夸赞，也更加坚定自己成为“圣君”的决心。可与此同时，这份夸赞也让他压抑许久的玩乐之心变得愈发活络起来。
临近年底，隆庆帝的服制期快要结束，按照礼制，宫中便可以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他也终于可以放纵天性，好好玩乐一番了。服制期的约束如一个无形枷锁，束缚着万历帝的玩乐之心，如今枷锁即将解除，他自然迫不及待想要为自己安排一些娱乐节目。
于是，在一日文华殿讲读结束后，万历帝神态从容，没有了往日的谦逊拘谨，缓缓转过头，对着身旁的首辅张居正，看似随意的发问道：
“元夕鳌山烟火，祖制乎？”
万历帝这话，看似是在询问鳌山烟火是否是祖制，实则暗藏深意，言外之意十分明显——若是鳌山烟火是祖制，那么如今服制期即将结束，咱们就应该按照祖制，继续举办下去，好好庆祝一番。
万历帝没有直接提出想要举办鳌山烟火，而是试图搬出“祖制”这个挡箭牌，既显得自己遵循祖制、恪守礼制，又能顺理成章满足自己的玩乐需求，可谓一举两得。张居正何等敏锐，一听便明白了万历帝的言外之意。
万历帝这一年来，确实表现得十分出色——讲读勤恳，上朝勤勉，孝顺圣母，坚守节俭，没有出现过大的过错，确实可以给一个玩乐的机会，也算是对他这一年努力的奖赏。可张居正心中，始终牢记着隆庆帝的顾命之托，其志在为大明培养出一位完美的圣君。
因此，即便心中有一丝动摇，张居正依旧坚守原则，没有顺着万历帝的话说下去。
面对万历帝试图搬出祖制来达到目的的想法，张居正躬身奏对道：
“非也。始成化间以奉母后，然当时谏者不独言官，即翰林亦有三四人上疏；嘉靖中尝间举，亦以奉神，非为游观。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糜费无益，是在新政所当节省。”
张居正的回复条理清晰，既否定了“鳌山烟火是祖制”的说法，又详细追溯了鳌山烟火的起源演变。成化年间举办，是为了侍奉母后，并非为了游乐，当时便有很多官员上疏劝谏；嘉靖年间偶尔举办，是为了祭祀神灵，也不是为了娱乐；而隆庆以来，每年都举办，纯粹是为了元夕娱乐，耗费巨大，毫无益处。
如今正是推行新政、节财俭用的关键时期，这样的糜费之举，应当节省。
张居正的话，既点明了鳌山烟火的本质，又强调了新政的重要性，言外之意十分明确：
即便服制期结束，也不该举办鳌山烟火，为了新政推行，为了节省民力财力，必须摒弃这种糜费无益的娱乐活动。万历帝自然明白张居正话里的意思，他知道这是在拒绝自己，是在提醒自己要坚守节俭之道，不能贪图享乐。
原本满心期待的万历帝，听到张居正的回复后，脸上的从容渐渐褪去，神色变得有些哀伤，语气也软了下来，用一种近乎撒娇的语气，委屈回复道：
“然。夫鳌山者，聚灯为棚耳，第悬灯殿上，亦自足观，安用此？”
万历帝朱翊钧一边承认张居正的说法，一边试图降低要求——既然大规模的鳌山烟火不能举办，那么就在殿上悬挂一些灯笼，简单观赏一番，也不算过分，以此来博取同情，希望张居正松口，满足自己这小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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