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元年（1573年）的风吹过紫禁城，带走了隆庆帝驾崩后的沉郁，带来了新朝生机。尽管开年初，便接连发生官员失朝、黄蜡增购、武清伯房屋修缮等风波，引发朝堂之上的些许争议，也让年幼的万历帝两次违背朝臣劝谏，显露了些许固执与权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年仅十一岁的新帝，依旧在首辅张居正为他打造的圣君模板下勤恳成长，未曾有过丝毫懈怠。
彼时的万历帝朱翊钧，虽已显露出自主意识，却依旧敬畏于张居正的威严，恪守着讲读与视朝的规矩，在儒家经典与帝王之术的熏陶中，一点点褪去孩童的稚气，努力向着“圣君”的标准靠近。
经筵讲读，是万历帝每日必修，也是张居正传递理念的重要途径。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万历帝便准时前往文华殿，与讲官一同研读儒家经典，探讨治国之道。万历帝虽年幼却始终保持谦逊态度，认真聆听讲官讲解，偶尔会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问题，展现出超越年龄的聪慧。张居正也始终耐心细致，循循善诱，结合历代帝王事迹，为万历帝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试图将他培养成一位虚心纳谏、勤俭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一日，文华殿内，经筵讲读有序进行，讲官刚刚讲解完《论语》“节用而爱人”的章节，万历帝便若有所思，转头对着身旁的张居正，语气诚恳的发问道：
“先帝雅好朱玉，朕思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用，好之何用？”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万历帝对“节俭”二字的初步理解，也隐隐透露出他对嘉靖帝、隆庆帝时期奢靡之风的不解。在他当下看来，朱玉珍宝既不能解决温饱，也不能抵御寒冷，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去收藏、追捧，实在是毫无意义。
张居正听到万历帝的提问十分欣慰，没想到年仅十一岁的万历帝竟有这样的认知，能够看透珍宝的无用之处，这恰恰说明，自己平日里的教导没有白费，万历帝已经开始理解“节用”的真谛。
于是，张居正微微躬身，回奏道：
“圣谕甚善，第恐有妃后不免要用。”
张居正的回复既肯定了万历帝的观点，又考虑到了宫廷的实际情况。帝王虽不应喜好朱玉，但后宫妃嫔或许会有需求，不得不加以考虑。
彼时的万历帝年仅十一岁，尚且懵懂，对男女之事还不甚了了，听到张居正的话，脸上没有丝毫波澜，颇为不在意的回复道：
“亦不用也。”
在万历帝看来，既然自己觉得朱玉无用，那么后宫也不必使用，干脆一并摒弃，既节省财力，也符合节俭之道。这份单纯的想法，虽带着孩童的天真，却也让张居正更加坚信，万历帝具备成为圣君的潜质！
但张居正心中也清楚，此时的万历帝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之所以能够坚守节俭，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严格教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尚且年幼，对女色珍宝等诱惑的抵抗力较强。对当下的万历帝来说，女色的诱惑力还远远排在后面，最重要的依旧是孩童天性中的“玩”。
无论是宫中游戏，还是新奇娱乐，都远比那些冰冷的珍宝、繁琐的朝政更能吸引他。
可万历帝也清楚，自己如今是大明皇帝，不再是随心所欲的孩童。一来，有张居正这位顾命大臣严格约束，他不敢过于放纵天性，生怕惹张居正不悦，违背“圣君”的自我定位。二来，隆庆帝驾崩不久，他尚在服制期内，按照礼制，宫中不应举行奢靡的娱乐活动，不应过度享乐，身为帝王必须以身作则，恪守服制彰显孝道。
因此，即便心中有玩乐的心思，也只能暂时收敛，不敢肆意妄为。
这种收敛，在五月的一场朝堂争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月，天气渐热，宫中用度随之增多，织染局为了供给御用布帛，特意上奏请求增加织造额度，理由是宫中的龙床顶架、轿椅帐幔等物品都需要新造，现有织造额度无法满足需求。织染局的奏请看似合理，实则是为了迎合宫中的奢靡之风，而这无疑与张居正倡导的节财俭用背道而驰。
工部得知织染局奏请后当即执奏反对，在奏折中详细阐述当下财政，指出“南局岁造钱粮有限，若使额外多造，势比加派小民”，意思是南京织染局每年的织造钱粮，都是有固定额度的，若是额外增加织造任务，必然会导致经费不足，最终只能向百姓加派赋税。因此，工部恳请万历帝，“宜照例免行派造，以苏民困”，希望按照旧例，不额外增加织造，彰显帝王爱民之心。
此时的万历帝心中虽有玩乐的心思，但也清楚，织染局的奏请只是为了满足宫中享乐，只是关乎自己的一己私欲，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更不能像之前增购黄蜡、修缮房屋那样，以“孝道”为由堵住朝臣的嘴。
前几次，万历帝坚持做法，违背朝臣劝谏，都是因为有“供奉母亲以尽孝道”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便朝臣有异议也难以反驳。可这一次，若是坚持增加织造，只能落下“铺张浪费”、“贪图享乐”的骂名，不仅会让张居正失望，也会让天下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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