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在没有丰富调味品的古代，其原本的本味实在不敢恭维，肥腻就不说了，没有阉割去势的猪肉还有一种腥臊味，令贵族们难以入口。
另外推崇牛羊肉也跟经济原因有关，上古至先秦时期土地广而民不足。不要说偏远的地方了，中原地区就还存在大量的剩余荒地狂野可以放牧牛羊，所以牛羊的饲养成本并不是很高。
而养猪则需要舍饲，成本和放牧牛羊相比并不占很大优势，甚至还可能处于劣势。
相比牛羊，当时猪唯一的优势是繁殖快，生长快，可以短时间内生产大量肉食。
还有一个原因是和珍贵程度有关，牛在农耕时代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在许多朝代都是不允许私自宰杀牛的。如礼记所载，连诸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允许轻易杀牛。
在“楚辞”的“大招”和“招魂”篇里就分别呈现了两份丰盛的菜单，有八宝饭、煨牛腱子肉、吴越羹汤、清炖甲鱼、炮羔羊、醋烹鹅、烤鸡、羊汤、炸麻花、烧鹌鹑、炖狗肉。在这些菜品中牛肉菜肴是其中压轴的主菜，属当家花旦。禽和鱼也都能挤进菜单，甚至连狗肉都有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猪肉。
再向后看，在唐代着名的烧尾宴之上，菜谱是这样的：通花软牛肠(羊油烹制)，光明虾炙(活虾烤制)，白龙曜(用反复捶打的里脊肉制成)，羊皮花丝(炒羊肉丝，切一尺长)，雪婴儿(豆苗贴田鸡)，仙人脔(奶汁炖鸡)，小天酥(鹿鸡同炒)，箸头春(烤鹌鹑)过门香(各种肉相配炸熟)等。牛羊鸡鹌鹑甚至还有青蛙，又是唯独不见猪肉！何也？猪肉太下贱，以猪肉待客，太侮辱人。
唐宋后，特别是进入宋代后人口大增，史载在中原地区已无尺寸之闲土。
中原地区自此再无大规模放牧牛羊的土地条件，牛羊的养殖成本开始直线攀升，这就导致了牛羊肉相对于猪肉更加珍贵稀缺。人们对猪肉的鄙视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般的小康之家甚至平民都不愿意吃猪肉。
哪怕实在买不起牛羊肉食用的穷苦人家，不得已吃猪肉时也是偷偷摸摸地吃，生怕被人发现了看低自己。
由于国家对宰杀耕牛的长期限制，羊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家和士大夫等上层阶级的主要肉食。
据记载，在宋真宗时期御膳房每天宰杀的羊就达到了三百五十只，加上宫外宰杀好后送进宫的羊肉会更多。
仁宗朝时期皇宫里的羊肉消耗量略有减少，但平均每天依然达到两百八十多只。
直至宋英宗时期，为了缩减宫里的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英宗提倡食用猪肉，但御膳房每年消耗的羊肉依然达到“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零四两”。
而同期经过大力提倡的猪肉消耗量则只有可怜的“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和羊肉消耗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尚不及羊肉用量的零头。
皇家盛行，自然上行下效，从官员到民间，羊肉成为了宋人餐桌上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还是中了秀才举人等，如果没有一只羊摆放在餐桌上，主家都不好意思宴客。
说起古代中国的“羊贵猪贱”，例子可以举非常多，如南宋开国皇帝高宗赵构，在张浚府上吃过的一次饭。
为了让皇上他老人家吃好，张家可谓搜罗了天下美食，菜谱里边天南海北、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空中飞的应有尽有。却唯独就是没有一个猪肉菜肴。
不过在护卫高宗出行的禁卫军消耗的食材清单中，却有猪肉三千斤的记载，可见当时猪肉主要是提供给身份低下的人食用，主要食用者基本都是底层人士。
前边说过，到了宋朝时由于人口激增，已经没有充裕的土地条件牧养牛羊了，所以羊肉的产量并不能满足全民的肉食需求，仅仅只够供给富裕阶层，羊肉的价格自然也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所以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猪肉已经是宋人主流的肉食，占到了社会肉类消费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奈何引领消费潮流和社会风尚的是上层社会，这点儿古今中外皆然，所以虽然猪肉已经成了事实上社会最主流的肉食，却依然不能改变猪肉低贱的地位。苏东坡曾经就说过猪肉：“富家不肯吃，贫家不解煮”。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每天有上万头猪被贩子们从四乡收购送入东京汴梁城，汴梁街肆上有无数售卖猪肉的摊贩，由此亦可见可见猪肉已经是宋人最主要肉食来源。
至明代中晚期时猪肉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民间普及，甚至在皇室贵族的食谱中也开始出现。
据《明宫史》记载，明朝中期后皇宫开始出现烧猪肉、猪灌肠、猪臂肉、猪肉包子等猪肉菜肴，虽然只有寥寥几种，但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猪肉的江湖地位直至清代——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得到彻底扭转。
进入清朝后，随着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达到我国古代社会的顶峰，继续扩大牛羊肉生产的物质基础和土地条件更加恶化，牛羊肉自此也就彻底和平民百姓绝了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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