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30日，东京，皇居御文库地下会议室
这座深藏于地下的堡垒，此刻成了日本帝国最后的棺椁。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绝望、屈辱与诡异解脱感的复杂气味。
裕仁端坐于会议桌的首位，他刻意换上了一身庄重的晨礼服，试图为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时刻赋予一丝形式上的尊严。
然而，他微微颤抖的手指和略显苍白的脸色，依然出卖了他内心的极度不安。
下方，汇聚了以铃木贯太郎新内阁为首的主要大臣、枢密院议长、以及陆海军统帅部最后的代表，人人面色凝重，如同等待最终的审判。
会议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开始。
裕仁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异常干涩。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待首相先行汇报，而是直接开口，用一种刻意放缓、带着悲天悯人腔调的“玉音”发表了讲话：
“诸卿，”他开始了，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低垂的头颅，“自支那事变以来，帝国为求东亚之安定与共存共荣，不得已而诉诸武力，至今已历数载。然战局之演变，已非朕之初衷所能预料。近日，敌国已使用残虐之新式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
他将日本的侵略行为轻描淡写地称为“为求安定”，将核爆的恐怖归结为“残虐”，并巧妙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爱护子民、不忍再见伤亡的仁君。
“若再继续交战，不但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
他的声音在这里适时地带上了一丝哽咽的意味，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此乃朕之所以命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指德中最后通牒）之缘由。”
“夫谋帝国臣民之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此为皇祖皇宗之遗范，朕之所拳拳服膺者。然今时运所趋，朕堪所难堪，忍所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
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说辞，将无条件投降包装成了为了“保全民族”、“避免人类文明破坏”的“圣断”，极其巧妙地避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数千万人伤亡的罪责，也绝口不提自身对核爆的恐惧是投降的主因。话语间充满了自我美化与责任推卸。
下方的臣子们，大多低眉顺眼，心中各怀鬼胎。
文官们，尤其是那些早已对战争失去信心的官僚，心中盘算的是如何在政权更迭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家族利益。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天皇制度得以保留，他们这些“技术官僚”依然能被新的主宰者所需要，平稳过渡到新时代，继续享受特权。
少数残留的陆军死硬派，如阿南惟几陆相，脸色铁青，双手紧握成拳，眼中闪烁着不甘与愤怒的泪光，但在天皇已明确表态、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再公然反对，只能将无尽的屈辱咽回肚里。
海军将领则相对平静，他们早已在核爆和舰队只能龟缩本土无力抵抗的现实面前失去了抵抗的意志。
会议在一种沉闷而一致（至少表面如此）的氛围中“通过”了天皇的圣断——向德意志帝国及中华民国无条件投降。
是夜，皇居深处。
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裕仁通过穆克秘密安插在东京的一名德军联络官向远在青岛的穆克元帅发去了密电。
电文的核心是请示一件在裕仁看来关乎“体面”的大事——他准备发布的公告，命名为 “终战诏书” 是否妥当？他试图用“终战”（结束战争）这个模糊而相对中性的词汇，来掩盖“投降”的残酷事实，为帝国和他本人保留最后一块遮羞布。
消息很快传到青岛总督府。
穆克元帅看着电文，嘴角泛起一丝冷酷的讥讽。
他对身旁的副官和程将军派来的代表冷笑道：“‘终战’？到了这个地步，还想着玩弄文字游戏，自我安慰吗？告诉他，不行！必须是 ‘投降声明’ ，或者他们自己能找到的、任何语言中意义等同的、最直接的词汇！没有模糊空间！”
冰冷的回绝通过同一渠道迅速反馈回东京。当裕仁听到“投降声明”这个刺耳的词汇时，仿佛被抽了一记无形的耳光，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他最后的遮羞布被粗暴地扯下了。在短暂的僵持和内心挣扎后，对柏林再次投下核弹的恐惧最终压倒了对“体面”的执着。
他带着一种自虐般的屈从，亲自提笔，在诏书的草稿上，将标题改为了再明确不过的——《投降诏书》。
次日，12月1日清晨，在再次召集的内阁会议上，裕仁面无表情地宣布了这一改动。会场一片死寂。大臣们面面相觑，心中涌起巨大的屈辱感。
“投降诏书”这四个字，像烧红的烙铁，将战败的印记永远地烙在了他们的灵魂和国家的历史上。有人嘴唇蠕动想说什么，但看到天皇那麻木决绝的眼神，以及想到德国人那不容置疑的态度，最终所有的不满和挣扎都化为了无声的叹息。他们连自己最后一点文字上的慰藉都无法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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