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向来相信一件事，那就是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案件，一切行为都有原因、目的、代价。
袁可立是被连累的，因为不知道熊廷弼究竟拿哪个书箱，所以有夹带的书箱有两个。
而梁寿坚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孙子要参加乡试和会试，这也是梁寿坚要做的原因和目的，他的孙子顺利的中了举，举家欢腾，而后会试就来了，他必须要付出更多，才能让孙子继续考中进士。
一旦成功，从此之后，他们家就是官宦世家了。
成为进士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完全值得冒这个风险，而张居正不提供这种好处，梁寿坚有需要，自然就有人跟他联系。
从北镇抚司缇骑的调查，可以清楚的看到，梁寿坚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进陷阱之中。
一切都从一名同乡开始说起，此人名叫徐五，乃是荆州府人，和梁寿坚是同乡，徐五本姓孙，是顺船而下到松江府讨生活，到了徐阶家里做家奴，才改姓叫的徐五。
徐阶倒台后，徐五跟随新东家在京师创办杂报为业，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徐五和梁寿坚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异地他乡忽然相逢、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来往数月推心置腹、酒后吐真言诉说烦恼、耳边谗言挑拨离间、同人不同命怀恨在心、一筹莫展引荐贵人、贵人手眼通天解忧愁、老梁家世世代代为农为工、为奴为仆，终于出了一个举人。
按照徐五的约定，在会试前一天，二月初九，熊廷弼、袁可立离开全楚会馆这一天，梁寿坚就该自杀的，毒酒已经备下，只要梁寿坚饮了毒酒，留下遗书，说同人不同命，大家都是人，熊廷弼一帆风顺，自家孙儿艰难坎坷，心生怨恨才如此这般。
这遗书当然没人信，但梁寿坚只要死了，就会有很长一段，至少是三到六个月的调查时间，这就是机会。
这位给梁寿坚提供了帮助的贵人，就是要这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皇帝最好直接雷霆大怒，点齐了京营，弄得人心惶惶，只要皇帝失去了拥戴，那皇帝作为一个人，其实就非常好对付了。
京营当然强悍，可一旦斗争、维新向极端化快速滑落，贱儒就有了充分的舞台，可以让暴力脱离皇帝的掌控，甚至不需要做，只要动辄把人打为‘逆党’，把斗争的规模、烈度不断扩大，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足够发酵了。
哪怕是皇帝没有雷霆大怒，但皇帝绝对无法接受，寄予厚望的熊廷弼再一次无缘会试，上一次，年纪的问题，已经卡了
熊廷弼一次，只要皇帝有任何的动作，干涉科举，斗争就来了。
科举是传统儒生最重要的地盘，皇帝一旦伸手，那就是君权和臣权矛盾的激化。
哪怕是皇帝不发脾气、不让熊廷弼继续考试，那熊廷弼这个张居正的关门弟子，以后一辈子都要背负一个科举舞弊的罪名，这也达到了目的。
只要熊廷弼的履历出现了如此重大瑕疵，熊廷弼的成长就会处处受限，日后要斗翻他轻而易举。
王崇古在王谦考举人的时候，办了糊涂事，王谦每一步都很难很难。
在这三到六月的时间，扫清楚痕迹，不被缇骑查到就是，贱儒千算万算，漏算了两件事，一个冯保，一个骆思恭。
冯保胆大包天，把皇帝拦住了，而且以‘心疼士子被搜检所累贻误终生’为由，把这件事给解决了，熊廷弼、袁可立、夏宗尧等十数人，名正言顺的重新进了考场，从万历十七年开始，没有夹带的事儿了。
最重要的是，在冯保的主持下，皇帝通过打击京师科举诈骗，狠狠地收买了一波天下士子的心，即便是考不中进士，这乌央乌央六千举人，回到家乡，也说不出皇帝的坏话，在京师受的一肚子委屈，陛下通过公审给他们报仇了。
这些举人还每人领到了皇帝发的儒袍、书箱、文房四宝和十几本书这些礼物。
贱儒还漏算了骆思恭，骆思恭在皇帝跟前是红人，但在朝臣之中，骆思恭就是个透明人，他就一直在全楚会馆，平日里也不参与任何事，没人在意。
梁寿坚不是反悔了，不想死了，而是喝下毒酒后，就被心思极其缜密、坚决执行圣命的骆思恭，给发现了，三碗皂角水下肚，这毒酒还没到肠子就被催吐了出来。
骆思恭把梁寿坚送到了解刳院诊治，梁寿坚活着，案件用最快的速度侦破了，因为他是关键人证。
骆思恭不是巧合之下救了梁寿坚，这一年来，他每次看到梁寿坚，都能察觉到梁寿坚的心神不宁，而且愈演愈烈，最后变得魂不守舍，所以就骆思恭就安排了人盯梢。
在骆思恭看来，全楚会馆所有人的命，都是陛下的，陛下不让死，就决不能死。
梁寿坚死了，那就要仔细调查每一个可能接触到书箱的人，而且要仔细盘问、核对，要对梁寿坚接触的每一个人进行调查，才能对梁寿坚做出人生的侧写，找到可能存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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