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不准备无关紧要，我已经学会这样做了。我的家人是你们的人质，所以我只能坦白地回答，没有其它办法。”
“那么让我们看吧。首先，有谁比我们，比我的组织，比我的国家更让您憎恨呢？”
他的脸可怕地抽搐了一下，眉毛向上挑起，使额头变得窄了些，布满了皱纹，好象是一只干瘪的苹果，他的手不安地在发肿的膝盖上搓着。
“您提了个可怕的问题，；李先生”
“哎呀，您显然没有听清我的话。我向您提的是一个只有一种含义的问题，请同样地回答我。”
“我最恨那些把国家引向危机的不负责任的人。”
“是指现在？”
“您说什么呀？我指的是二十年代的危机”
“从我国的报刊报道看，二十年代把我国引向危机的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和美国银行资本。我可以这样理解您的回答吗？”
“是的，我正是想这样回答”
“不，对您的回答我完全可以作截然不同的解释：在我们国家不能有左派和共产党，或者相反，让这些人变得更机智，更团结，更强大，这样我们就不会取得政权，您就可以免遭您现在的经历。”
“啊，不是，李先生。您解释得太随便。”
“您在对我说谎您憎恨我们，就象一个受折磨的人必然要憎恨折磨他的人一样。如果您反对，那我就中止讨论，把您送回牢房，您一家人的命运就要由另一个人安排，但绝不是我。怎么样？”
“刚坐牢时我的确恨那些想不公正地”
“听着，我现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您同意就向我点点头，如果不同意就从左向右摇头。不过如果您想更舒服些，可以由右向左摇。就这样。现在您一定这样想：你这个杂种、暴徒，你折磨我和我的全家不会长久，你们就要完蛋。你们这群匪徒你们想当着我那身陷困国的妻儿的面摧毁我的意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你们是一帮畜牲，为了你们那荒谬的思想，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过没有关系，畜生们，没关系。你们以强凌弱，我终将回报。别以为你们送我去杭州和武汉时我会对别人说什么。我把你们的计划告诉了别人，所以她赴约时带了两个持枪的朋友，只不过你们这些匪徒人多，又懂得如何在边境上抓住这两个幼稚的地下工作者罢了。没关系，畜生们，没关系。在其他地方我也告戒前来接头的人有危险，我干得丝毫不敢马虎，我比你们聪明。我知道，你们残暴的组织终究要破产。我想的很实际，而你们这些被理想主义迷惑的人甚至连明年也不愿意去想。你们带我去杭州时，我和我的同志低声交谈了两句。他完全明白了。我会得到宽恕，而你们谁也不会得到。”
对方恐惧地望着李广元，额头和鬓角渗出大粒的汗珠，手指无力地捏拢，一个个骨节泛着青色。
“是从右向左摇呢？”李广元问，“还是从左向右摇？”
“您为什么又开始折磨我？为什么？”
“他们折磨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当着她丈夫的面，他们侮辱她。他们曾经救活了您，把自己的芜青汤分给您喝。他们这么对待她，当着她丈夫的面搞这些勾当，可不论是谁都没说出您的名字。不过，这只是首抒情诗，与我的工作和您的未来没有关系。在我刚才说出您那种可以得到理解、最终在去世前得到宽恕的隐秘的念头时，我得出结论，我们俩都必须得到宽恕。如果我们能把关押在监狱的人不被当作敌人消灭的话，我的一些朋友出会得到宽恕，尤其是允许这些人前往安全地方的话。譬如说，由我或者我的朋友来组织，但是同其他人的按触，问你们财政要人的接触要由您来保证。感觉如何？不错，不是吗？”
“可家呢？我的孩子怎么办？”
李广元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护照扔到面前的桌子上。
“过来翻开看看。”
他怯生生地走上前，询问似的望望李广元毫无表情的脸，打开护照，看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上面是否有外国政府的签证。他确信签证已办好之后，硬咽着说：“不过没有你们的批准。”
“您难道认为，在我和您平安从国外回来之前我会放他们？”
“您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会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回来的，我重新进牢房，一家人呆在武汉的监狱。”
“不，您不会的，因为我们必须接待那些从国外来的可敬的先生们，就在我们境内，在这里，还要领他们转一转监狱，以通过我和您的代价极高的冒险来组织运送获释的人。待第一批使者同我们谈判结束，我们就把您的妻子同他们一起送走”
“不，”他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要送走她，送孩子们”。
“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把您的妻子同第一批来接获释的人的使者一起送走，同第二批使者一起送走您的大孩子。”
“您说的不是真话，护照上写的是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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