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认为，党队总部会拒绝他的请求。不过，如果让刚刚在保安总局巨头詹国强手下崭露头角的那个女人，的确是国家的危险人物，她同莫斯科、巴黎、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的关系日益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损害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他可以向詹国强证明诱使那个女红十字积极分子回国，对她进行审判并处死的行动的重要性，把迁居在国外的共产主义分子水搅浑，他们会逃之夭夭，最后就象老鼠一样乖乖地呆着吧。
基于这一原因，所有名单上的人被列入受到保护的卡片。
他们接着抓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十岁，另一个七岁。他们被关到歌乐山的监狱。就算他本人也被押到那里。
接着负责审讯的特务头子把他叫到审讯室，说：“到窗前去看看放风的地方。”
他看到一个院子，厚厚的石墙把院子截为两段，洒上装着铁蒺藜，一边是他的孩子，穿着肥大的不合体的囚衣，另一边是他的妻子。
他的头嗡地一响，一阵眩晕，昏倒过去。
医生使他苏醒过来后，审讯者说：“你想让他们获得自由吗？”
他不得不哭了。
“啊？我还没听到回答，混蛋！”审讯者喉道。
他只能点了一下头。
“你会为了这一点，什么都愿意做吗？”
他只能默不作声，却仍然在啜泣，浑身颤抖。
审讯者走到他面前，双手扶在他的肩上，盯住他的眼睛用更轻的声音说：
“我没有听到答复。你必须说‘是’，这样我们还能接着谈下去，假如你还不吭声，那现在就决定你孩子的命运，而且是当着你的面”。
“我什么都愿意干！”他嘴里嘟哝着，“不过请放了我那不幸的孩子和妻子。”
“等你干完我所吩咐的事，就放他们。”
“我会完成，我能完成。可是您在骗我，所以我要等他们自由之后才去干您吩咐的事，如果不行那您就处死我吧。”
“为什么要处死你？”审讯者奇怪地说，“我要当着你的面处死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向来说活算数”。
秘密警察这部可怕的机器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原理在运转的，即便临死前的人也还希望能得到一个平安的结局。有一次詹国强对亲信们说：“我劝你们每个人顺便到我们各门诊所住着癌证病号的各病区去看看。可以观察一下，当病人不愿意，正确些说，是已经不能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客观分析时的那一种‘自抱自弃’的有趣过程被我们逮捕的罪犯同癌症病人一样。你们越使他感到疼痛，就越是能更快地压服他，他也就越顺从，只要你善于向他暗示他可以获释，他就会抱有出去的幻想”
结果他屈服了，他从关押他的人那里拿到写给妻子的信。他的同志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为76号特务开始做事了。
接着他被调出武汉那所监狱，安排在野战医院，做好准备工作之后被派住重庆。于是，一场针对女人的阴谋开始了。她的太太通过他同丈夫取得了联系，用他的话说，联系是通过可靠渠道进行的。女人同意与逃跑的“地下组织”的代表见面。这次会面约定在边境进行。她的两个随从被打死，她本人被捕，最后押到南京后同丈夫一道被处决。
参加这个阴谋的人得到国家最高层的赞赏。但是在忙乱中人们忘记了另一个人。
他漫不经心地给詹国强写了封信：“从他的行动的效果看，他的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我的经验是将要在其它监狱里推广。”
詹国强勃然大怒：“这个白痴被布尔什维克搞昏了头？他想让个别情况高于原则？他公然要假设民族才是决定一个人的主要因素？不，不能做那样的工作，而他，被俄国人的阶级意识的致命毒药毒害了。这种阶级意识永远是我们以国家思想为基础的学说的敌人”。
接着他被开除出卫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申诉，他当上了杭州郊区的消防队队员。他开始酗酒。一次酒力发作时，他吊死在酒馆的卫生间。他脑前贴着一张纸条，他用自己的血在上边写道：我是汪未经统率下的可恶的的牺牲品，为了一个被毁灭的国家，清算他吧！”
詹国强监视出卖同志的那个人。他的妻子和孩子暂时获释，允许他们住在特别居住区。每日提审一次，在送往城里的途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自己的家人。
他两次参与了76号谋害他的同志和战友的行动。最近一次审讯者把他带到陕北，在那里他们与同西方有联系的一个地下党进行了谈判。那边答应从监狱里每放出一个共产党就付给监狱和詹国强一辆卡车外加二十桶汽油。他们把这些车交给部长宋大文使用。宋大文用这批车把日本人从新加坡、缅甸和高棉掠来的文化珍宝从上海运到东京地区和北海道的矿井。
接着他奉命将叛徒交给李广元导。
“您好，”李广元请他坐在固定在屋子中央的圆凳上，然后说。他明白，他的话会只字不差地被录下来。他不为自己胆心。他要搞清楚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我姓李，我也是为数不多真正想帮助您的人。不过，为了您的利益您要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您准备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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