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天底下最赚钱的买卖排一个号，张潜认为，出版业肯定能排进前五十。特别是出版那些不用付给作者任何稿费的书籍，在他原来那个时空，利润直追放高利贷。
他初中时，曾经亲眼看到学校门口的推三轮卖故事书的老板，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将三轮车变成了大吉普，而后又变成了一栋上百平方米的门脸。而等他自己终于拥有了第一部手机，才发现老板所卖的故事书竟然全是从网上直接扒下来的，根本没给过作者一文钱稿费。
而大唐秘书监下属的着作局，坐拥从上古直到景龙元年的数十万卷书籍，其中不少还是孤本，却每年都为了维护竹简的开销而发愁，就太不应该了。
把那些孤本拿出来印刷成书，卖掉后，不就是钱么？那些孤本的儿孙，难道还能为了数千年前的祖宗，来向你讨要稿费？
把最流行的那些经典名篇，编纂一下，印刷成册，卖掉不是钱么？只要作者亡故五十年以上，就不怕作者的后代来打版权官司。
把教育蒙童识字的《千字文》印一下，还愁卖不出个几千本？
把每届科举考试中的优秀文章汇总印刷，装订成卷，还不就是八世纪的《高考满文作文集锦》？
实在不行，缺德一点儿，把《明经》考试常用到的十一套儒家经文，整理成填空题，做一份《明经题库》出来，宣称以后《明经》试题全从题库里出，天下学子还不是要抢疯掉？
还有……
总之，只要你肯去想，赚钱办法可就太多了。要知道，大唐着作署身兼另外一个时空的新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和国家大图书馆三种职能，对知识和出版业的垄断早已经到了令人发指地步。这种占据绝对垄断地位，自己还可以随时更改规则的部门，居然穷得叮当响，放在二十一世纪，绝对可以当做笑话来听！
而贺知章所担心的雕版成本太高，在张潜眼里，根本不是问题。
雕版印刷成本高，可以采用活字。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只是一个普通匠人。而大唐军器监和将作监，可是集中了全国的工匠精英。
据张潜自己对军器监技术水平的了解，铸造半厘米见方，二厘米长短的青铜柱体，对军器监的工匠们来说，跟玩一样简单。而在金属表面錾刻阳文，对于工匠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为了保证印刷的清晰度，甚至可以暂时将活字规格定在半寸见方，一寸长短。而这样一根长方体青铜柱，以张潜的估算，每根造价肯定不会超过十文。（注：汉寸，一寸大概2.3厘米）
另一个时空，常用汉字是三千到七千个。往宽裕里头估算，大唐加一倍，唐代常用汉字算作一万四，加上经常重复使用的“之乎者也”等字十倍次备份。全部造成铜活字，再加上火耗，总花费也就是十五万文。
而十五万文，不过是一百五十吊。作为普通工匠的毕昇出不起，民间寻常书商拿出来也吃力，对于大唐任何一个中央机关来说，却都不会是大数目。更何况，还可以通过调整青铜中含锡的比例，降低活字的造价，甚至直接使用价格远远低于青铜的铅！
张潜之所以不打算采用铅活字，主要因为是他不知道铅的毒性到底有多强。而为了给着作局打造一套强大的班底，他准备把王翰、王之涣、张旭、张若虚等人全拉上。如果为了节省几十吊钱，就让这些曾经照亮华夏文明史的璀璨明星们中了铅毒，他肯定会良心不安。
于是乎，两天后，当卫道和牧南风两个抵达张潜家的正堂之时，就看到这样一幅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比他们俩早到场的贺知章、张若虚、张旭三个，每人提着一把錾刀，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小青铜柱子刻字。而正堂中央，王翰、王之涣、琴律和张九龄，则围在一张巨大的车轮旁，窃窃私语。
再定神细看，那车轮其实也不是车轮，而是一张车轮状的桌案。桌案上刻着若干条细细的轮辐和圆圆的纬线，由轮辐和纬线交叉而分隔出来格子，则全都凿成了一寸多深的凹槽。每个凹槽之中，还放着三三两两的长方体铜柱，被透窗而入的阳光一照，金灿灿地晃得人眼发花。
“这是什么？”卫道看得两眼发直，顾不上跟贺知章和张若虚两位长者见礼，就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车轮旁，大声追问。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王翰手里拿着一个青铜打造的盒子状东西，向王之涣和琴律发出邀请。后两人，则快速转动车轮，从不同的凹槽里拣出数枚表面已经刻好字的铜柱，相互配合着放进了青铜盒子里。
牧南风比卫道行事稳妥，倒是先主动跟贺知章和张若虚两位长者打了招呼。然而，两位长者注意力，此刻却全都在各自手中的錾刀上，回应得很是心不在焉。所以，反而弄得他浑身上下都不自在，想了想，干脆追着卫道的脚步来到了车轮旁，躬身向在场年轻人中年龄最长的张九龄请教：“子寿兄请了，敢问，诸位在琢磨什么稀罕器物？这车轮和车轮里的铜柱，又做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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