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类禀承阴阳两气而生，多少都会有些偏向，孔子特标举一中庸境界，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实际很少有人能做到。
礼记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诗经》的教化作用。《诗经》是经由孔子编定过的，是以具备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后世的诗词未经编选，也不甚符合温柔敦厚的旨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是横绝千古的大作手，然而他们的诗极具感发力，却不一定有教化力。屈原忠贞不改，自沉于汩罗，杜甫诗沉郁顿挫，最具儒者情怀，在文学上影响至深且远，但却不尽合乎中道，不合中道，便难免有流弊。
据说《乐经》是诗经的配乐，并未单独成书。孔子说乐以发和，乐和诗的精神是谐和统一的。一般来说，诗意温柔缠绵，配乐也必宛转悠扬，诗意激昂慷慨，配乐也当雄健有力。诗中的乐府和词中的词牌，本来都函括了作品旨意，后来曲谱丢失，诗人词家任意为之，同一乐府旧题，内容则毫不相干。同一词牌，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诗词只有感发力，在文学上不失为好作品，但却失去了教化作用。中夏诗学可谓是源远流长，绵亘四五千年，代有作手，但是唐诗宋词之后，在市井中实际已失其地位，逐渐被话本小说和戏曲取代，只成为士大夫酬答唱和的工具。
明代前后七子虽昌言诗必盛唐，清朝也出现词学复兴，在世俗中的影响力却甚为薄弱。远不能和唐诗宋词相比。
白话全盛之后，文言和诗词几乎都寿终正寝。顾名思义，文言就是文章语言，白话就是明白如话，相传文言是孔子所作，‘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个‘远’并非单指流传后世，更是指广阔地域而言的。
中夏自秦汉一统之后，书同文，行同伦，然而却未能做到言同语，一是疆域广大，二是地形复杂，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语。
近世学者提倡言文一致，又说‘我手写我口’，实际是绝无可能的。古代虽有官话，大概范围不会太大，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鬓毛已衰尚且乡音未改’，而且很多方言土语是约定俗成，和文言发音差异颇大，甚至无法判定有无其字，又何笔之于书。虽然有一些作家尝试用方言写作，这在通俗小说中并不鲜见，《水浒传》、《醒世姻缘传》都颇具方言特点，然而也只是带一点方言特色而已，方言在人物描写上虽有一些优势，却非异域之人所能共喻，反而增加阅读的难度，使作者受众狭小，《海上花列传》便是一例。
况且中夏的方言土语极多，揆其大端，不下十数种，小的差异更难计算。将一种方言定为范式，同样会造成勾通的困难。所以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之类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当然为了统一语言起见，各国都会将一种流通最广的语言定为官话。所谓言文一致，只是用这种官话写作而已。
所谓白话并不是指的方言土语，而是明白如话罢了。大约诸夏有了共同的文字之后，渐渐便产生了文言。这种文言剔除了方言土语，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比较稳定的范式。讲求这些范式的学问就叫做小学，分而言之，则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
大体说来，文言又有两种文体，一为散文，一为骈文，散文长于议论，骈文注重修饰，到了齐梁之际，骈文风行一时，争奇斗艳，内容空洞，直到中唐时代，才有韩愈、柳宗元出来提倡古文，宋朝又有欧阳修、苏轼等人踵继之，遂使古文复盛。
其实不管诗词还是文章，不同的作家总有不同的风格面貌，这跟作者的性格和志趣有关。诗词文章只有好或不好，没有死活、新旧之类的分别。
近世启蒙思想家提倡白话，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挖空心思抨击古代文学诗词，斥之为旧文学、死文学、贵族文学，这就未免危言耸听，不尽不实了。
其实中夏的文学丰富多样，作者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体裁选择语言和风格，白居易要让七十老妪听得懂，风格自然要通俗一些，韩愈、章太炎学问博大，不避奇字、险字，这也无可非议。
‘曲高则和必寡’，市井的话本、小说、戏曲要算最为通俗的，柳永的词有凡有井水处皆有歌者的声誉，他的词在宋词中要算颇为风俗的。
然而白居易的诗，柳永的词也未必人人都能读懂，这跟一个时代的智识程度有关。为了启蒙的需要，文人学者自然有必要创作一些通俗普及性的作品，然而一味迎合受众只能济一时之急，必不是长久之计，反而会削弱作品的价值。
民间向来有很多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会自然沙汰，原因是多种多样，缺乏受众往往是一重要原因。文艺作品虽不一定有教化作用，很多艺人为了生计，会有不同程度的迎合受众。但是文艺作品自古就是普及智识的重要手段，中夏的戏曲、小说颇有劝戒的功用，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观念，往往以喜剧收场。有些学者认为喜剧缺乏感染力，不如悲剧震撼人心，这种问题涉及风俗和心理，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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