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阿良也不记得喝了多少酒，他歪歪斜斜的被扶进婚房，他醉倒在房间上，混杂着一天不痛快的感觉，头痛欲裂。鹿玉芬拿来毛巾想给他擦擦，突然，阿良用力抓住她的手腕，抬起头来，眼里布满血丝，像极了一头受了伤的凶兽。
“你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
“阿良，我妈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在意啊？”鹿玉芬怕得发抖。
“她为什么要当着那么多人面羞辱我，我做错了什么？”
“你没做错什么，是我错了，我不该瞒着你给了那2万块。”鹿玉芬觉得也没有瞒下去的必要了。
“什么两万块？哦，就是你奶奶说的红包对吧。”阿良反应过来。
“是的，我知道你筹集聘礼的钱也不容易了，所以就没跟你讲了，我自己拿钱给的我妈，谁知被她知道了，所以。”
“所以她不满，千方百计来羞辱我对吗？”阿良咆哮着，他从来没有如此受伤过。
“她，她不是有意的。”鹿玉芬试图辩解。
“你妈不是嫁女儿，是卖女儿！”阿良恨恨地说。
鹿玉芬本来一直低声下气的，但听阿良这一说，顿时也羞愤不已。
“俎忆良，你说的什么话！”
“哦，不不，是趁嫁女儿打劫！”阿良甩出最后一句话，跌跌撞撞的甩门而去。
贵州的冬天可比广州来得猛烈，刺骨的寒风像刀割肉一样，阿良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像行尸走肉一般，此刻，他无比孤独。他想起了自己远在北方的父母。他家同样在一个乡镇上，记忆中，父母做过各种生意，卖过饼，养过奶牛，开过早餐点，种过橙子，还为了讨要橙子欠款，大年三十堵在湖南的欠债人家门口讨要，被对方放狗咬。而那年的大年三十，他是一个人又冷又怕的独自在辽宁家里过的，只有一包泡面陪着他。后来，爸妈卖起了菜，这才有了稳定的行当，这些年一点点攒下了钱，供他念书，上大学，知道他要结婚买房，把全部积蓄掏出来，又听说要在女方办回门酒，又连夜把地里还不太熟的土豆刨了，悉数卖掉。
想起这些，阿良堂堂七尺男儿，眼泪直流。他不明白，作为穷人，他们那么善良而勤劳的活着，为了还要换来嘲笑和羞辱。而羞辱他的人也不比他们高尚多少，只是他们更虚荣而已。
“是阿良吗？”不远处，抽烟的火星忽明忽暗，一个蹲着玩手机的男人朝他挥着手。阿良擦了擦眼泪，走近一看，竟然是大姐夫。便问：
“你怎么在这？”
“这不抽烟吗？”大姐夫打量了一圈，好奇地问，“你怎么在这，不应该洞房花烛吗？”
“白天喝多了，出来走走。”
大姐夫一看他这么倒霉样，就知道怎么回事，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放在心上，他家人就这样，你还没领教过更厉害的呢？”
“更厉害的？”
“是啊？”大姐夫猛吸了口烟，又给阿良点了一支，接着说，“你别看他们现在对我亲亲热热的，那是因为我生意做起来了，想当初我刚创业那会，嫌我文化低，不挣钱，没少受白眼。更可气的是，我老婆当时刚生完小孩，请他们帮带一阵，结果来了没几天，嫌我租的房子连个像样的马桶都没有，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搞得我白天黑夜的干。”
大姐夫掐灭了烟头，接着说，“年轻人，社会就是这么现实，有钱了什么都好，没钱谈什么自尊，咬起牙关赚钱最实际，等赚到钱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时，大姐夫手机响了，他炫耀的朝阿良摇了摇手机，按下了接听，也不避嫌：
“宝贝，想我了，我在哪？我在我老婆这里，行行，过几天回去补偿你。”
阿良看着大姐夫远去的身影，觉得不敢相信，现实就是这么魔幻，也这么惊人的相似。这一团和气的大家庭之下，实则长满了蛆。
第二天，一家人又像没事人一向，一团和气的吃着早餐，只是阿良，照样沉默不语。吃完饭，按原定计划登上回广东的高铁，只是，阿良去的是深圳，鹿玉芬回的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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