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群雄，在而今的荀贞眼中看来，多不足道，若袁术、公孙瓒、刘虞、吕布诸辈，无非是因时而兴，侥幸而得了一地罢了，真正引起他重视的，唯袁绍、曹操两人而已。
荀贞等诸人坐下，从容说道：“适闻文若言道，君等似对公达的治兖之策颇有议论，张公、诸君，你们都有何高见？请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必择善而从之。”
荀贞话音落地，堂中安静了稍顷，一人就站起身来，当先发言。
众人看去，却是张昭。
荀贞救亢父时，张昭曾跟着荀贞齐到合乡，但后来荀贞奔袭陈留，再后来围攻昌邑，等等这些战斗，张昭则都没有参与，而是被荀贞留给了荀彧，做了个荀彧、许显镇守州中的副手。
此回州府议论荀攸的治兖之策，反对者中，便是以张昭为首。
张昭说道：“明公久战辛苦，刚刚兵还郯县，昭等本想等明公休息几日以后，再就兖州之政事进言上书，却不意明公才返州府，即问此事，明公之勤政爱民，昭实叹佩。”
荀贞难得的开了个玩笑，说道：“我还算年轻，精力尚好。若再等二十年，这样的一场仗打下去，料之我非得休养个半年三月的不可，现在倒还无妨。张公，你有何高见，便请说吧。”
张昭因了声“是”，就说道：“明公，此次曹东郡犯我济阴、山阳，所以能势
如破竹，径至亢父者，表面上看是因乘氏的李进之叛、及兖州州府的万潜勾连陈宫，与曹孟德里应外和，然究其根本，昭以为，实则是公达在兖州此前的施政出现了偏差错误。”
荀贞问道：“张公，你觉得是出现了怎样的偏差错误？”
张昭说道：“公达之错，在当时不该严惩张观。”
荀攸严惩张观这事儿，如前文所述，是因为荀攸在兖州分田、牛、粮种於百姓，因而使从附於兖地士绅、豪强家的当地百姓或有离去者，这张观很生气，就派人毒杀了官寺分给百姓的牛，事情暴露出来，荀攸依法惩处。——这件事，在最早荀攸报上来时，徐州州府内就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支持荀攸严惩，一种以为张观家是兖州的名门大姓，不宜重处。
荀贞不置可否，说道：“张公，请你继续说。”
张昭没有提当时徐州州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只说兖州当地因此而发生的事情，往下说道：“张观者，刘岱之故吏也，万潜之旧友也，万潜当时曾为张观求情，但没有用处。昭闻万潜出而与人言道‘使君法严’。明公，治国理政，固当严明法纪，然‘刑不上大夫’，春秋之义也！
“兖州毕竟新得之地，治理地方、安抚百姓，多还是要靠像张观、万潜这样的本地右姓士绅，公达严惩张观，从表面上看，固是制止住了兖地豪强、士绅阻挠自家门下的徒附离开、改从官寺得田的违法行为，可是若张观、万潜者，却不免会心中怨恨，於是遂就有了乘氏李氏之叛，有了万潜之私通陈宫、曹东郡！使我济阴、山阳浴血得之，失之却速！
“於今明公虽然击败曹东郡、张孟卓，收复了济阴、山阳失地，然以昭愚见，公达的严刑峻法、治兖之策，若是不得改变，恐日后还会重蹈覆辙，故事重现！兖终不稳。”
张昭的这一通话，除掉他明面说的东西之外，如往深处根究，其实正代表了徐州士人和颍川士人在治国理念上的两种区别。
颍川此地，仍如前文所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深受法家的影响，如申不害、韩非子等这些法家的名人，都曾经长期地活动於颍川一带或其周边，因是颍川的士人家族一直以来都有个特点，即是家传律法的士人家族很多，如郭嘉之族阳翟郭氏、钟繇之族长社钟氏，皆是世善刑律。善於律法，那在治国理政上，当然就会以律法为重，而徐州士人并无此传统，所以，以张昭为代表的徐州士人在这方面，就理所当然地会於治兖之策上边与荀攸产生分歧。
荀贞问道：“张公，如何改变？”
张昭说到：“民，为国之本；农，为民之本。这些年来兖州先经历黄巾之乱，继而曹操又与明公争兖，战至如今，百姓流离，地方荒芜，为了使兖地能够尽快地恢复元气，重视农业、发展农桑，这是必须的，给百姓分牛田，招揽流民等等这些政策，自是可以继续实行，昭并无异议。……唯是对待像张观、万潜这类的地方豪强、士绅，以昭愚见，是不是应该可以稍微地给以一些优柔抚待？当然，如有那违纪枉法，造成恶劣影响的，则可杀之。”
张昭的这番话，说白了，意思就是兖州之前的那些政策对百姓有益，可以继续使用，但对兖州的士绅、豪强则未免就嫌苛刻了，因此，他认为需要改上一改。毕竟在地方上说了算的、有势力、有影响力的，并非黔首小民，而正是这些士绅、豪强。那么为了“稳定地方，避免再发生叛乱”，对士绅、豪强就不能再一味地严惩待之了，而应改弦易张，换以优抚尊崇，以此来收买他们的忠诚、人心。换而言之，也就是说，在对待兖州的豪强、士族和百姓这两大阶层此块儿来说，应该是对豪强士绅更好一点，重视他们的利益，不能再激起他们的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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