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声涛第一次离家离开父母生活在学校里寄宿，父母对他生活费的安排是非常精心的，就会考虑到了所有的方方面面，甚至还专门给了四十元钱一个月的“交际费”，让他大方些，多给同学买单，多办些招待，尽可能的和同学们搞好关系。尤其是学校里占多数的是农村孩子，家庭条件非常有限，安家庭收入来看，当时宁声涛在秋夕中学算是家庭条件较好的那10%的孩子。
当时，宁声涛的父母是工薪阶层，收入也不很高，不过因为工作需要，父亲有不少的外快收入。因此，就算是父母给宁声涛500甚至更多的生活费也毫无困难，一贯溺爱孩子的父母却在对孩子的勤俭节约教育上观点相当一致，就是怎么爱孩子也不能用钱去爱，他们认为用钱爱孩子基本上都是毁了害了孩子。
宁原基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是那种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他因为得到恩师的赏识而变换了工作，改变了身份和地位，但他那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是没有改变的。
宁声涛记得，本该属于父亲所得而父亲却没有主张没有争取的别人欠父亲的钱起码超过10万。这些钱都是父亲参与的很多活动创收之后应该属于父亲份内却被人忽视或者转入了其他渠道。家里一致支持父亲，一不闹二不要三不告。母亲也是知识分子，总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吃的亏打得拢堆。”
九十年代后期，机关单位的工资并不高，相比于那些下海的人，那些剃头修脚卖鸡蛋冰棍挑面担的收入更少，因此也有一些人会开展一些项目，这些项目是合法的，而且是双赢的，通过这些半市场的项目就可以增收。这种增收的收入，宁原基视为“灰『色』收入”。不同于工资奖金这些“红『色』收入”和非法权钱交易暗箱『操』作挪用贪污的“黑『色』收入”。
宁原基也有一句口头禅：“人在做，天在看。”因此他是从来不沾任何“黑『色』收入”的，就是“灰『色』收入”，他也并不积极的去争取去表功去竞争，总是分到多少就拿多少，有呢，就拿点辛苦费劳务费，没有呢，就算了。
也可以说，“灰『色』收入”在宁声涛复读和读大学那五年时间是已经成为家庭里最大的收入来源。这还只是每次都少拿或者不拿所得到的，如果他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去主张自己的份额，那就算比例不是最大的几份，也是多么的可观啊。
比较起来，江泳博的家庭收入本来和宁声涛相差不大，却恰好在江泳博复读和读大学这几年时间里变得最困难，原因是他母亲下岗了。
九十年代后期到00年代中前期，国家推行现代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打破铁饭碗，允许破产清算倒闭，江泳博的母亲崔杨，在一家中小型国企上班，红火的时候家中除了工资奖金津贴收入外还有不少的各种劳保福利，用不完的『毛』巾，穿不外的鞋，洗不完的洗衣粉，吃不完的香肠等等。
就在江泳博到秋夕中学读书时，母亲下岗了，最初只能领每个月50元的生活补贴。这下子，江泳博的家庭条件和宁声涛就背道而驰了，原本门当户对的家境突然发生了倾斜。在困难的日子里，父母对江泳博仍然非常支持，希望他好好考个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因此他的每月生活费其实也只比宁声涛少20元，比身边不少农村孩子的生活费还高，在寝室里排在第四位。宁声涛排第三位，前两位，一位是等着招空飞的焦仲甫，一位是花着弟弟打工的钱的张耀晖。
焦仲甫每月生活费400元，主要因为他高三招空飞时其他条件都够格过关唯独体重差了两斤，复读一年希望能够长出至少两斤肉，然后顺利空招，今后就算不做飞行员做地勤人员，收入也相当可观。
张耀晖家庭条件并不好，但为了保证一个孩子读大学，家里的老二放弃了高中，初中毕业就打工去了，这样，一家人三个人打工养两个学生，条件有很大改观。张耀晖的每月生活费350元，这也不是他真的不懂得节约，三大原因造成他的生活费高于很多农村孩子。
张耀晖每月的生活费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花掉的，而且很多人都帮了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宁声涛认识的朋友中第一豪迈第一喜欢请客送礼物的人。这也是他的朋友满天下的一个原因。宁声涛办招待请客至少需要理由，张耀晖从不需要理由，比如说大家一起在面馆吃面，宁声涛会为认识的人或者同班同学中有过交往说过话的同学买单。张耀晖要买单的人可多了，认识的，同学和什么老乡，不认识的，同学和老乡的朋友，见过面的，都行！
第二个原因使张耀晖的生活费高于宁声涛和江泳博，他也喜欢买书。这一点不比宁声涛的欲望小，只要见到喜欢的书，那是不论价钱的借钱都要买。不过如果有朋友也很喜欢，他连最喜欢的书都能够忍痛割爱让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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