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坐着一辆卡车进入昆明城内，卡车是从机场借来的，载有2000支钢笔和2000个笔记本。
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周赫煊在重庆上飞机的时候，就把钢笔和笔记本一起带上了。
卡车司机估计很少进城，居然找不到路。周赫煊只能下车戴着个路人询问：“老乡你好，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处怎么走？”
“崇仁街那边，”路人说着朝前一指，“前面穿西装戴眼镜的就是西南联大的老师，你让他带着你过去吧。”
周赫煊转身看去，果然见到一个穿西服的中年人。
此君******，发际线很高，正在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身边踌躇徘徊。他反反复复好几次掏钱，却总是把钱放回衣兜，下定决心离开却又折返回来，问道：“你的香烟可以论根卖吗？”
卖烟的是个老太婆，胸前挂着个扁平木箱，箱子里敞开装着各式香烟。她回答说：“卖的，你要哪种？”
眼镜中年咽口水道：“最便宜的，只要两根。”
“两根四角钱，先生拿好。”老太婆递过去说。
眼镜中年就像饿鬼看见吃的，以最快速度划燃火柴，站在原地大口大口的吸起来。不到20秒钟，那根香烟就只剩下一小截，他终于停下来，夹着烟头长叹：“唉！”
卖烟的老太婆也感叹道：“可怜哦，可怜哦。”
周赫煊看得有些心酸，等对方把烟头扔掉，才上前说：“先生你好，能带我去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处吗？”
“周先生，”眼镜中年顿时把周赫煊认出来，高兴地握手道，“你好，你好，鄙人黄子卿。”
黄子卿，字碧帆，麻省理工博士，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中国物理化学奠基人之一。
周赫煊对物理化学领域毫无了解，也不认识黄子卿，他问道：“黄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黄子卿说：“嗯，以前是清华的，现在都叫西南联大了。周先生要到总办公处？很近的，我带你过去。”
周赫煊进城时坐的是副驾驶位，保镖们都在车斗里。现在多了一个黄子卿，周赫煊干脆也坐车斗，拆开一包香烟递了过去。
黄子卿顿时眼睛发亮，把香烟放在口鼻间嗅了嗅，开心地笑起来：“美国骆驼烟，就是这个味儿，真是怀念啊。”
周赫煊把剩下的大半包也递了过去：“别人送的，我不太习惯抽骆驼。若是黄教授喜欢，那我就借花献佛了。”
黄子卿哈哈大笑，爽快地接过烟盒：“周先生，你不用怕我丢面子。我老黄别的嗜好没有，就爱抽上几口，多谢你的美意了。”
周赫煊掏出打火机帮黄子卿点上，问道：“西南联大的老师们过得很窘迫？”
黄子卿如实说道：“在长沙时还勉强凑活，搬来昆明以后就困难了。一个个都拖家带口，工资还只发七成，反正我的积蓄已经用尽。岱孙兄（陈岱孙，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下狠心把烟戒了，我却戒不了，平时只能买土烟解瘾。今天实在馋得慌，跟个大烟鬼似的，脸面都丢尽了。”
周赫煊当然知道西南联大的老师很困难，但没想到这才1939年就开始生活窘迫了。工资发七成那是自愿，为抗战节省经费，但今年的物价涨得太凶，老师们很难单靠工作养家糊口。
西南联大说起来很牛逼，后世提起来各种浪漫，但真实情况非常糟糕。三校间的矛盾就不说了，老师们年年喊张工资，为了赚外快，很多知名教授不得不给花边小报写文章。
现在其实还算可以，至少老师和家属能填饱肚子，到1941年以后就更惨了，物价已经涨到外太空。1943年甚至有西南联大教授集体绝食请求涨薪的传闻，蒋梦麟在重庆吓得连忙打电话制止，教育部这才给每位老师加了400元到700元不等。
天可怜见，1943年初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助教工资100多元，正职教授最高才600元。这点钱哪够啊，若非有各种补贴，老师们全都要齐家饿死——补贴往往比正工资高出一两倍。
至1945年的物价更吓人，只当年四月份，西南联大需要发放的薪水和补贴就高达4000多万元……
周赫煊和黄子卿闲聊一阵，很快抵达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处。
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总务长沈履闻讯，立即出来迎接，拉着周赫煊进去喝茶聊天。
西南联大最耀眼的地方是什么？
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师生们摒弃彼此矛盾，齐心合力把学校建设维持好。本来大家约定三校合并以后，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联大校长，但蒋梦麟和张伯苓主动让权，跑去重庆担任其他公职，让梅贻琦安心的管理西南联大。
梅贻琦后来要辞去校长职务，担任总务长的郑天挺苦心挽留。因为包括郑天挺在内的其他管理者，都是来自北大的，清华的梅贻琦一走，西南联大就成了北大一家独大。
为了保证校治民主，避免一言堂，郑天挺不仅劝留了梅贻琦，还恳请南开和云大的老师务必加入校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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