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当然明白，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
那些入国子监进学的土司子弟，与中原子弟一样受到汉家礼法约束与教育，思想得到了改变。
有些经过国子监学习的土司子弟，在回去继承土司职位后，施政方略出现了新变化。
例如云南北胜州之高策，九岁至京师入学，学成返云南入袭职，“位政之日，即禁止私人不得擅置田宅”，抑制土地兼并，使其管辖的北胜州“民乃安业”已然中土之官。
这个“用夏变夷”之策，永乐初期全面推广新科举制之后，仍继续沿用。
即便是朱高煦继位，改元乾熙，朝廷“用夏变夷”的方略也没有改变。
至于齐泰说的第二点，朱高煦知道这也有着其历史原因。
大明建立后，朱元章认为“元时为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风宪，岂是公道？”
为巩固政权稳定，朱元章专门调整了对待治下归附蛮夷的政策，即“朕即为华夏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
他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治理蛮夷之原则，即“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摄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夷之道。”
威是指军事上的威压、征服，德是指政治上的恩怀、德惠。
就在朱高煦沉思之时，齐泰接着道：“太祖为了安抚诸蛮，对待归顺诸蛮施行‘威德并用’之策，给予归附的蛮人首领授予官职，如土知州、土知县或者宣慰使，并在诸蛮所居要冲设立卫所。”
“如洪武二年‘以广西地接瑶僮，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奸盗，后逐渐置各处’。”
“此外，太祖根据诸蛮实际情形，对其赋税进行减免，以及兴修水利，修建驰道，改善当地诸蛮的生产、生活环境。”
“其中规模较大的工程如洪武四年修复德兴安灵渠，可灌田万顷，洪武二十九年复修安灵渠以及修复云南滇池。”
“当然，太祖并非照搬前元土司之制，朝廷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实行土流合治。如洪武四年，土官纳元归降，太祖命‘以施州宣慰司为从三品，东乡诸长官为正六品，以流官参用。’”
这一点，朱高煦也是清楚的。
大明朝廷在一些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程度较高的地方，派遣流官与土官一同治理以限制土官权力。
而且，朝廷有明令，土司之间发生纠纷，不得私自用武力解决，应由朝廷裁决，即“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
也就是说，大明对待西南诸蛮，并没有采取武力围剿、赶尽杀绝的政策。
历史上，弘治帝朱右樘的生母纪氏就是经典桉例。
纪氏本是西南蛮族土官之女，自幼父母双亡，幼年被广西贺县桂岭一亲戚所收养，成化二年被明军俘入掖庭，进宫后授为女史，警敏通文字，得成化帝朱见深之宠，于成化六年生下弘治帝朱右樘。
“然而，威德并用之策，却是有利有弊。”
齐泰开始阐述他的个人观点道：“因为朝廷任用土司，虽然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弊端。”
“西南土司管辖着当地大量土地和百姓，其官职可以世袭，在辖区内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建立一定规模的私军，此乃一大隐患。”
“不仅如此，有的土司还残酷地压迫当地的百姓，掠夺土民。”
“由于朝廷对待诸蛮土司，基本以招抚为主，迫不得已才采用武力镇压。而叛乱平定后，凡是诸蛮土司只要表示愿意归顺，照例纳贡称臣，朝廷皆会待之以宽，命其仍任原职。”
他说到这里，面露忧虑之色道：“这种招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某些土司，必将导致个别土司逐渐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朱高煦听到这里，下意识想起了历史上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
“陛下，臣还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齐泰恭声道。
“说。”朱高煦皱眉道。
齐泰道：“陛下，依臣之见，西南诸蛮屡叛还有一个原因。”
“是何原因？”
朱高煦问道。
“太祖鉴于前元灭宋之故事，极重‘夷夏之防’，严格区分汉人和蛮人。”
齐泰答道：“永乐年间，贵州建省之后，朝廷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之策。许多流官在治理西南时，排斥、歧视辖区内的蛮人。”
“如此一来，土官不但利益受损，而且处处受到流官的排挤和压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诸蛮土司便难免会反复起事，与朝廷武力对抗。”
“齐卿所言，朕深以为然！”
朱高煦起身负手而立道。
大明随着整体人口的持续增加，海上贸易的越发繁荣，各地经济也逐渐发达起来，诸蛮土司的存在已经阻碍了大明西南地区的发展。
“朕决意彻底废除土司之制，但此事需要缓缓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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